中国政府在过去一段时间通过信贷扩张维持了经济的增长。但我们可以相信，从结构性的观点来看，中国经济已经没有过去几年那样的空间，让中国政府再像以往那样做了。对于中国经济来说, 现在的关键莫过于：一、继续让民众把钱存入中国的国有银行以保持较高的储蓄率，中国的储户目前还不能把钱存进汇丰或花旗之类外资银行; 二、继续对利率和汇率进行管制、限制货币兑换、加强资本管制; 三、促进中产阶级的发展来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但是必须看到，迄今为止中国修复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方式都是增加“杠杆”。因此, 在我们思考中国银行业问题的时候, 最好能够后退一步来看一下整个经济体制所存在的问题。有一些旁观者对于中国政府全面掌控经济体系的做法十分赞赏，他们认为中国现行的金融体系富有活力而并非那样脆弱。但是这种观点忽略了中国的实体经济成本, 诸如不良投资和通货膨胀。这些因素都带来了很多系统性风险。如果这样的投资失误、通货膨胀遭遇到民意反弹的话，那么这种所谓的‘’富有活力”的体制将首当其冲。
我们必须要承认，在经历了 100多年的滞涨、战乱、政治运动之后，中国在过去的30年间实现了高速的发展，十几亿中国人的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从这一点来看,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的确是适应其国家需要的, 这是大多数人的共识。我们同时也要指出，现行的金融体制也许已经不能适应中国经济的发展，而正如我们在本书中所说的那样，体制的变革是十分困难的。困境一筹莫展，此时很多人会想当然地认为中国的经济制度似乎并不比西方社会差。诚然, 美联储和欧洲央行对于放任政府和机构违约一向十分抵悟，因此也采取了很多试图阻止政府和机构违约的措施，但这些措施也明显弱化了市场在定价风险中所扮演的角色。尽管这样, 我们相信通过对比西方金融危机而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更优越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并且将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我们应该看到的是，中国这样的经济框架还不能与以市场为基础的发达经济体相提并论。
通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现在已经形成了以国有企业为主导的垄断市场。国家在很多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但是它的金融体系仍然对外界封闭，资本账户不能开放，资本定价由行政权力主导，国内金融市场的大门仍然向众多外资金融机构关闭着。由于对外贸的依赖，中国政府仍然需要对人民币汇率进行管制，这也造成了诸如通货膨胀以及国家收支不平衡。是的，今天的中国看上去是如此的富裕，因为它坐拥巨额的外汇储备，但这也正是其问题所在。这些外汇储备的存在反映了中国货币政策管理的问题。这些巨大的价值是虚幻的，因为这些资金价值过大，难以消化，也无法分散处理，与实际价值背离甚远。事实上，中国政府能够拿这些外汇储备做的事情只有去购买以美元计价的金融产品，诸如美国国债, 房贷，以及美国萨利美(Sallie Mae)的学生贷款等。中国的资金回流使美国减轻了债务负担，这有利于美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同时也有利于中国现有的经济增长模式在下一个经济周期持续运转。当然，这种运转过程利于劳动力和低端商品出口。
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并没有加紧进行后续的一系列改革，这才是其问题的根源所在。中国的市场几乎完全被国有资本垄断，其政策安排也尽量保持现状，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中国经济怎么会真正的开放呢？从这一点上来看，如果我们说中国的经济模式并不比西方的差，那是一种不真实的说法。或者我们换一种说法，如果中国的经济体制不进一步完善，它能够担当起全球领导者或者表率的作用吗？
即便是存在着一些必然的“中国特色”，中国的经济和其他任何国家相比，也并没有什么不同。如果普遍的经济规律确实是客观存在的，那么它在中国和在其他市场都同样适用。有一位资深银行家曾公开表示，中国的银行系统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得以幸存了下来, 其原因仅仅是由于中国的金融体系相对于世界仍然是封闭的。当然，在2008年至2009年的金融危机中，外向型的私营企业遭受了巨大冲击。企业收入受损，员工失业，很多中小规模的企业倒闭关门。但是中国的银行并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措施来帮助这些受到冲击的私营企业。事实上，中国的金融体系，它的股票、债券、信贷市场等都只会重点照顾那些国有企业，这些所谓的国有企业是经济发展的重心，而那些“国家队”中的冠军的则更是红色资本中最红的一部分。这些企业都是中国国有经济的核心，被人称作体制内企业，私营经济无论多么充满活力，都是“体制外”的，而事实上，它们必须服从整个体制的意志。
在进入新的世纪之后，人们开始感觉到，一部分人在短时间内暴富起来。政府所做出的政策开始对早期的成就进行调整，新领导在金融和经济政策方面都略显乏力。政策上的妥协使得改革的路径与早前相比有所偏移。这些政策方面的偏移被表面的经济繁荣所掩盖，并且接二连三的各种大型活动也转移了人们的视线，如奥运会、大阅兵、世博会和广州亚运会。
周小川主张建立中国的四个“坏银行”，即用于处理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每一个公司负责背负一个大型国有银行的“坏账”。从2000年至2003年，中国政府从银行中剥离出了价值4 000亿美元的“坏账”，并将其转移进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中。然后重新对各个银行进行注资, 并吸引全球首屈一指的金融机构作为银行的战略合作伙伴。在此坚实的基础之上，四大国有银行于2005年和2006年相继在上海和中国香港上市，并成功融资400亿美元。为了完成这一过程，中国政府下了很多年的决心。毋庸置疑的是，四大国有银行的成功上市标志着中国金融改革的巅峰，并且通过短暂的时间，中国的银行开始真正走上成长为世界银行巨头的道路，逐渐能够和汇丰、花旗这样的银行一争高下。
强劲的增长不只是体现在进出口贸易方面，直接外资投资方面也有很高的飞跃。中国的年度直接外资投资曾达到了 600亿美元，并在2008年的时候增长到920亿美元。那时全球主要企业都承诺将把他们的生产部门放在中国。当时每一个公司的大老板都相信朱镕基，认为中国经济自由化的道路是不可逆转的。在那几年中, 他们将科技和管理技术带到了中国，并且学会了如何同中国那些富有才干的工人们共事，他们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就业和出口。但是，他们所作的只是局限于中国的两个地区：广东省和包括上海和江苏省在内的长江三角洲地区。这两个地区的经济主要以外资和民营企业为主。
金融改革的十三年：1992—2005年。外商投资使中国的一些地区富裕了起来, 而那里人民的生活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外资金融服务所起到的作用，也比中国的政府要大得多。其实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国有部门现在所取得的成就，全部都有赖于高盛与摩根士丹利的工作。没有他们的金融知识相助，中国的国有企业将会一直默默无闻下去，毫无任何竞争力，就像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那样。
在1993年年初，朱镕基向前迈出了第一大步。他接受了中国香港联交所首席执行官的建议，决定选择国有企业在海外股票市场上市，打开了中国企业海外上市的大门。朱镕基很清楚，中国国有企业如果要在海外上市，就需要遵守海外的法律，遵守海外的会计准则与财务要求，他对此也十分支持。他希望外国的监管能够对国有企业的管理和业绩起到积极的作用。他的期许在很多方面都成为了现实。经过多年的实践努力，“公司”终于成为了支撑起中国经济的力量，这在5000多年的中国历史中尚属首次。
像中石化、中石油、中国移动和中国工商银行这样的全球“财富500强”企业都是从何而来的呢？答案其实很简单：美国投资银行家们将一个管理经营不善的省级邮电局打造成为了现在的中国移动, 并且将它包装成一个国际电信业巨头，打包卖给国际投资基金经理们。在1997年10月，那时亚洲金融危机的势头正盛，中国移动完成了在纽约和香港两地的上市工作，募集了 42亿美元, 接下来,犹如多米诺骨牌效应，中国的石油企业、银行、保险公司陆续地在全球资本市场的IPO中发行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股份。所有这些公司的构建与上市都是美国投资银行家们的功劳。为了使这样的转变 更具有象征意义,政府又开始计划新的目标。在中国移动成功IPO之后，中央政府开始努力让更多的企业进入全球“财富500强”的名单中。在国际投资银行家、律师以及会计师事务所的协助之下，中国已经完全达到了这样的目标。中国已经有44家企业进入了全球“财富500强”的榜单之中。其中包括中国工商银行在内的中国五大银行，他们已经能够与摩根大通这样的银行一争高下。中石化和巨大的国家电网公司排名第七和第八名，中国的“国家队”诞生了。
在20世纪90年代刚开始的时候，所有的中国企业都还是没有完全成形的国有企业，但当这个十年结束的时候，已经有数百家国有企业在中国香港、纽约、伦敦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在那短短的几年里, 银行家、律师和会计师帮助老式的国有企业改制，将他们重组成为现代化的企业，然后将它们的股票包装上市交易。总之，中国的全球“财富500强”企业，是华尔街的产品，即便是那些在中国本土上市的中国的投资银行，如坐拥260亿美元市值的中信证券，也是按照美资投行的模板构建而成的。
中国在过去15年已经崛起成为全世界继纽约之后的第二大股权资本市场。从1993年上市开始至2010年初，中国的国有企业已经累计在境内上市融资了 3 890亿美元，在境外国际市场融资2 620亿美元。除8 180亿美元直接外商投资外，又为中国提供了总计6 510亿美元的资金。考虑到1985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3亿美元, 1999年为9710亿美元, 2009年为4. 9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是十分巨大的。
虽然都是钱,但是这两个不同的资金来源对中国的影响是有差异的。外国直接投资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经济体, 即非国有经济体。多年来，企业管理和生产技能，以及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已转让给中国的企业家，并已诱发了国内产业的崛起。相反，在国际和国内资本市场上筹集的6 510亿美元中的绝大部分都已经用来建立和加强体制内的公司。从1993年一开始，北京就限制以国有企业改革的名义将国有企业股份上市出售。中国共产党对在上海、中国香港以及其他地方上市的中国国有企业都拥有绝对控制权，而事实上他们只有少量的股票上市流通。
2005年是了解今天中国金融市场最重要的一年，它标志着江泽民、朱镕基时代最后一股推动力的作用。它的作用还是十分明显的, 使中国拥有了现代化的市场，并标志了改革的重大成功。依据世贸组织的条款，股票、商品和债券市场的建立将帮助成为所谓的市场经济体。但由于1998年开始的改革未能完成, 使得中国的金融机构尤，其是它的银行，处于弱势地位。周小川在刚开始就拿银行体系开刀，因为在1998年时。它们对实体经济是极大的威胁。由于中国的资本市场发育不够，当时几乎所有的金融风险都集中在银行系统。为了建立一种机制来减轻这种压力，周小川开始寻求发展债券市场。这样的市场招让公司与投资者建立直接的金融联系，并且这项举措意味着更高的金融市场灵活度，能够在当股票市场表现弱势不具有吸引力的时候提供更多的投融资渠道。从这一点来看，在2003年，企业债仅占中国的债券市场发行总额的3. 5%。
“国九条”，而在2004年年初，中国共产党着重肯定了资本市场的关键作用, 它被定义为同时包括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有了这样的政治庇护，周小川创造了体制基础来支持他所倡导的银行改革。2003年9月，一个崭新的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部成立了，这个部门将主要负责债券市场的新政策和新产品开发。更具战略性的是，在2003年，中国人民银行主导成立了中央汇金公司（简称汇金）和中国建银投资公司，中国建银投资是汇金公司全资拥有的企业实体。这些公司都成为重组四大银行的重要成员，在2004年为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提供了新的资本，它们也成为中国金融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
虽然周小川的出发点似乎是银行和不发达的债券市场, 他真正的目标是股市。债券市场的风险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由银行承担，而只有股票市场才能使企业绕开银行系统，直接从市场上的投资者那里融资。然而, 推动股市复苏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外，他这样做就要踩到别人的脚趾头。
如果没有利率市场化，就不会有一个功能完善的债券市场，而这些都和国家的外汇政策息息相关。在这里，周小川依然成功了。2005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消息称放弃长期以来人民币汇率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在那之后18个月的过程中，人民币升值了近20%。而在2007年，利率上升了2%, 这在外界看来是中国迈向利率市场化的重要一步。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看，我们可以发现, 一个活跃的债券市场的所需条件已经逐步落实到位了。
外国人的概念本身将导致国家的金融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这富含民族主义色彩的左派言论攻击了整个银行体系的改革进程。尽管整个改革受到了这样的抨击，中国人民银行仍然坚持完成了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的重组，并且最终成功上市。申请已在当年初夏被送往国务院审核。周小川的意图是要开放整个国内股市，并且首次引入直接外资参与。
中国的“为官之道”已经流传了几千年。中国人民银行和它的行长周小川，在2004年和2005年的这段时间，似乎违反了每一个传统的官场潜规则。银行改革使得财政部在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的投资损失惨重，而允许证券公司和国有企业发行短期债券, 这也入侵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企业债务方面的行政空间。他们试图通过向外资银行出售证券公司股份，这一行为则侵犯了证监会的固有领土。在一些报道上，甚至有人说汇金公司是“金融国资委”。更糟的是，中国人民银行正着手建立一个超级监管机构, 将银行、股票和债务资本市场监督整合在一个屋檐下。因此霎时间，各种针对周小川的丑陋的人身攻击出现在中国香港的媒体上, 其源头显然不是出自香港本岛。
中国人民银行是一个部级单位，它的改革举措得到了当时国家领导的广泛支持。因此面对如此多的攻击，它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在2005年10月全国国庆假期期间，周小川的改革计划被削减。长假结束后，形势迅速变得清晰明朗，财政部恢复了对银行的影响, 证监会成功地阻止了外资势力的进入，而国家发改委的权威也得到了加强。甚至亲人民银行的《财经》杂志也在首页为国家发改委发表封面故事。那时的结果对于今天的中国仍然影响深刻：一个综合的金融改革方案结束了。而接下来的一切政策都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各个部委各管各的，自说自话。
从2008年初，中国政府再次锁定美元与人民而汇率，而利率和市场也被逐渐冻结。大量的美元涌入到中国, 创造了巨大的人民币需求，给整个体制带来了巨大压力。政府处理这些压力的方式并不是建立一套完整的制度进行统一管理，而是设立了过多冗繁的专门机构，这些机构共同决策、相互妥协来解决问题。而2010年的结果则是这项金融体系的集中体现。它具有过去苏联老大哥的身影，同时貌似还有点走向资本主义世界的意思。
由于国内独特的政治结构以及共存的各种特殊利益集团，这项改革最终还是未能贯彻执行下去。能够撼动这个政治结构的不是什么市场经济，也不是供给和需求规律，而是围绕利益集团而寻求相互制衡的社会机制。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就好像是一个家族企业。当执政群体发生变化时，家族利益平衡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但这些家族有一个所有的共同利益；体制的稳定性。只有社会稳定，各方才能持续利益的追求。
1998年,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了，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破产，在这场危机中，这些家族团结了起来。他们一致认为，金融系统的薄弱威胁到他们的体制，并通过国际经验的启发，支持彻底的银行重组, 现在，很多年过去了。这场金融危机虽然表面上并没有给中国金融体系带来很大的影响，但其深层次原因是，中国的金融体系和世界金融市场仍然是相对绝缘的。但这的确使这些重要的家族信心百倍。中国坐拥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它的银行在全球“财富500强”榜上有名，这样的国家金融体系怎么会有问题呢？此外, 改革使这些家族中产生了一批富可敌国的“国家队”。1200亿美元被撒向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和广州亚运会，这些所有的活动都比任何其他的国家曾经举办过的要更大、更好、更昂贵，他们试图向外界彰显财富，以此来证明自己的成功。他们成为了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既然现在整个体制看证明自己的成功。他们成为了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既然现在整个体制看上去是如此的强大，那还要继续改革干什么？
要想了解今天中国的现状，就不能不了解两点，一方面社会阶层中精英阶层获益于类似西方却无约束机制的市场经济，另一方面则是法律和道德约束的缺失。“国有经济”的贸易保护主义壁垒和所谓“体制内经济”的背后是财富的膨胀，而金钱就是所有的语言。这些垄断型的企业被称为“国家队”，他们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支柱。某位国有企业负责人曾经明智地评论说，“谁拥有的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可以使用它。”在中国，每个人都希望用这笔钱, 但是很少有人愿意为如何使用它而负责。
庞大的国有企业已获得了其国际竞争对手的财务技术，并募集了数十亿美元的资本, 成长到了一个空前强大的经济规模，所有这些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但是, 这些公司都没有自主的企业，他们几乎很难说是企业。而事实上, 他们的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本身的命运，都完全依赖他们的政治领导人。由于这些特点，即使中国学到了西方社会的法律体系、会计标准、市场以及其他国际资本主义机制的特征，表面上虽然和西方的那套东西十分类似, 但实际运转却是两码事儿。政府的庞大机构和巨大力量，影响遍及中国。
在中国，金融体系主要是由银行构成的，几乎所有的金融风险都集中体现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勇敢的中国储户们则承担着这种风险，对于政府所控制的“体制内”经济来说，他们是唯一重要的国内经济资金来源。这在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体系中是最薄弱的环节，国家领导人总的来说对此是心知肚明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过去30年的经济试验中，他们总是竭尽全力去保护这个银行体系，让它们免于直面竞争，不允许它们面临一丝一毫的失败风险的主要原因。尽管中国加入了 WTO, 但外资银行所占国内金融资产总规模的比例，一直以来都不到2%：很显然，他们的地位根本就不重要。
除了竞争的压力之外，政府将银行视作一种基础设施, 用于向其珍贵的国有企业提供无限的资本。在党的领导下，各方面的银行风险都必须是可管理、尽管如此，在过去的30年里, 这些银行每到年底都会遇到麻烦。它们能够继续正常运转的唯一原因是他们长期受到党和政府充分的、毫无保留的支持。他们似乎已经渡过了全球金融危机。但是，与此同时，执政者面临着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崩溃，于是沿用自己过去的传统做法, 下令银行向困难企业放贷，不遗余力地推动经济向前发展。政府给大规模信贷亮起的绿灯, 有可能会抹去中国的银行业在过去十多年里辛苦修炼而成的企业治理和风险管理标准。
中国的银行看起来很强大，实际上是脆弱的。就这一特征而言, 它们与中国本身的特点是如此相似。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都十分注重表面功夫，并且对于掩盖深层次的问题十分在行。他们以往的经验告诉他们, 这种策略是有效的。但是，与以往任何时间的情况不同的是，中国目前已经置身于一个更开放的广阔世界中。如果没有金融体制国际化的改革背景，或许就不会有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破产。同时，中国的金融体系自身也变得越来越复杂。这种复杂性已经开始侵蚀政府当局传统的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那就是，简单地将钱从一个口袋转移到另一个口袋, 然后把剩下的问题交给时间去解决，让人们逐渐淡忘掉所有的事情。这是一个百般纠结的金融疙瘩，仅仅依靠整个体制的经济规模、覆盖范围和看似无限的资本，是不能彻底解决银行问题的。
在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是资本的起点和归宿。如果包括12个二线银行, 城市和农村银行，邮政储蓄银行, 信用社，整个银行体系包含数千个实体。但核心的系统只有四个：中国银行（BOC）,中国建设银行（CCB）, 中国农业银行（ABC）,以及最大的中国工商银行（ICBC）, 2010年，国有控股商业银行持有的金融资产超过15万亿美元，其中四大国有银行就占了 60%以上, 这四家银行控制了中国金融资产总额的45%。金融资产集中在银行系统, 这是所有落后的低收入经济体最典型的特征之一。不同之处在于，在中国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对于各个部门的控制是不动摇的。相对的，外国银行持有很少超过两成的金融资产总额（只有1. 7%, 还是经历了 2009年后的贷款盛宴以后），相比国际近37%的水平，实在是太低了。这样的情形不会很快改变。
政府并没有选择让那些无法偿付贷款的国有企业破产，这些企业几乎遍布了所有工商行业。政府最终选择将这些潜在损失集中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把这个难题留给未来，而不是现在就将这些不良贷款做减值处理。当然，到了 2009年，政府决定再做一次同样的事情，所以这些资产管理公司的债务问题又被推迟了十年。”体制内’‘就是可以如此的随心所欲。
在过去十年里的故事表明，中国的银行，尽管他们进入了“财富500强”排名, 但是并不具有国际竞争力。他们的经营方式让人看来, 似乎他们并不十分了解发达经济体的银行系统。中国的银行生长在与外界隔离的体制内部，经营完全依赖于政府的指导和支持。就连中国各大商业银行的CEO都需要党中央的组织部来任命, 除了长期坚持努力改革银行的公司治理机制之外，有谁会相信一家中国的银行董事长能够更多的代表股东利益，而不是中央政府的利益？中国的银行规模之大是无可否认的，但它们既没有创造性，也没有创新性。它们的市值并不代表其潜在的价值创造的估值方法，而是巧妙地操纵的结果。
因为国有企业通常都会拖欠贷款。而中国的银行高管们心里清楚,那些国有企业是否会按期还款其实并不重要。对于中国的银行家们而言, 听从党的号令才是最重要的。事实上，中国的资本分配过程是由中央政府来运作管理的，而不是市场。在公众监督缺失的情况下，很少有人会质疑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和其收益的质量。国际股票市场及其大部分的年轻金融分析师们都持有一种观点，那就是并不能把中国的银行当作一个个独立的机构来看待。
如果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让中国领导人看到了金融体系改革的迫切需要，那么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则产生了相反的作用。他们提出的基于大规模银行信贷支持的经济刺激计划可能会冲走过去10多年改革的良好成果。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好银行”被削弱的时候, 原先以改革为目的而运行于新兴经济市场中的机构总是对改革浅堂辄止，而市场总会被政治需求所绑架。中国经济新一轮改革可能取决于下一次金融危机什么时候发生，或是当局者真正明臼，经济表象并不能代表经济深层的真实现状，中国的经济改革需求还远未得到满足。
发达国家的债券市场诞生的背景是，当公司或者其他资金短缺的实体想获得成本较为低廉的融资方式的时候，发现作为传统渠道的银行却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为之提供如此廉价的资本。同时，这些实体也发现, 在市场中并不是只有银行才有能力对自己的风险进行解释和评估, 其他规模较大的机构投资者，如保险公司、养老基金等，也具备独立判断投资风险的能力。那么问题就来了：如果有资金需求的一方可以从其他投资者（资金提供方）那里获得更廉价的融资的话，为什么非要依赖银行呢？为什么他们不利用这些和银行在资本供给地位上存在潜在竞争关系的“其他投资者”，来迫使银行降低贷款的成本呢？
在中国，对问题的认识不能停留在表面，如果仅仅因为一个词在其他国家表示某种含义，就认为这个词在中国也表示同样的含义是行不通的。缔造中国债券市场和主张银行改革的是同一群人。为什么他们对债券提不起兴趣呢？原因很简单：政府和央企的这些领导们认为股票市场为央企提供了大量的“免费”资本，这里“免费”指的是通过股票筹集的资本是不用偿还的。相比之下，债券的本金类似贷款, 必须在指定的某个时间归还，并且这一点在过去显得并不那么“有利”。股票市场更有利的一点是，通过上市，这些央企获得了“现代”企业的一个表面形象（更不用提海外上市后高管薪水待遇的水涨船高），而举债则无法带来这样的好处。只能说，股票具有更伟大的象征意义。发行股票改变了整个游戏的规则，而发行更多的债务则仅仅是满足业务层面的需要而已。
哪种形式的债务并没有太大差别，债券和贷款对公司来说其实是一回事。更重要的是，债券市场对承销商和投资者来说也没有什么差别，因为别指望从两者都赚到钱。这一章会解释为什么如此。沿袭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原则，利率并不反映市场中的资金供需，债券的定价也因此并不反映真实市场的价格。这也正是“体制”所中意的, 领导人认为他们在衡量风险和定价权。国有企业作为债券投资者，被严禁出售债券，因为这关乎财政部的面子问题：出售政府债券就等于让公众对政府的信用失去信心。
到2009年年底，中央政府已经公开承认地方政府总计7. 8万亿元人民币的债务。在经过了又一年无节制的信贷扩张之后，国家审计署在第一份关于此问题的详细报告中显示，到2010年年底为止，地方政府的债务达到了 10. 7万亿元人民币，其中近八成是银行贷款。根据审计署的数字，地方政府在2009和2010年的两年里，直接或者通过其下属机构借款总额相当于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27%。没有什么比一句中国的谚语更能形容这种融资现象了：只争朝夕。至于信贷质量，中国央行提出的解决办法一点不让人感到惊讶，这就是允许省级政府发行债券。出售债券的收入可以用来偿还地方政府的债务。这一章已经揭示了债券其实是银行贷款的一种包装形式而已。如果中国的市政债券获得批准，那么将债券出售给大规模的国有银行所带来的收入无疑将会被用来偿还那些小规模银行和国开行的贷款。这也是另一种形式的银行红利。在当期贷款到期时将其滚动到下一期贷款，也就是用新债还旧债。
很多人还记得1993年朱镕基为了干预经济是如何先发制人利用行政命令的方式禁止一切流动性注入体系的。朱铭基所做的就是将银行的大门关上，使中国经济进入了三年的冷却期，直到通货膨胀从1995年顶峰时一度超过20%下降到可以接受的范围。2002年主张采用行政手段干预的一派认就在这个时候, 2005年7月，人民银行终于说服政府放弃人民币和美元的挂钩，并且允许其缓慢升值。不幸的是，人们对人民币预期升值20%的说法的深信不疑，带来了热钱的潮水般涌入，国内资本市场的流动性急剧增加，更别提由此带来的股票指数急速上扬和对高端房地产市场的投机行为。人民银行和政府在较早前防止通货膨胀所采取的措施取得了成果，却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让形势变得更复杂，尤其是当市场的走向完全背离了政治期望的时候，尽管人民银行作出了最大的尝试妄图控制涌入的“热钱”。
面对疯狂的超额认购，华晨汽车公司单凭一己之力将中国置于世界金融的中心。从那时候起，中国股市的喧嚣使纽约和伦敦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股票市场而黯然失色。表面上，中国股市在亚洲规模是最大的，拥有很多世界上最大的公司，有近1800家公司的股票在超过1. 2亿个独立账户之间进行交易。中国股市融资的能力也可以书写成传奇。根据彭博社的数据，从2006年1月开始，世界最大的十个上市项目中有一半涉及中国公司，融资金额达到了 450亿美元。
虽然工作地点从部委变成了央企, 但是这些前部委的官员们依然保留着他们在党内的职位。有关材料表明，在这些划归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管辖的10多家央企中，有54家企业的董事长和总经理享受部长级待遇，并由中央组织部直接任命”这些企业领导的级别和省长及国务院下属的其他中央各部的部长相当，有很多甚至还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担任委员或者候补委员。试想一下，当中石油的总经理向一家中国的大银行要求发放贷款的时候，这家银行的总经理会怎么做？他恐怕只能说：承蒙您的关照，您只管说想借多少，借多长时间就是了。
中国债务的迅速累积其原因何在？我们或许可以这样分析：这些债务的累积是由于政府有意加大中国资产负债表的杠杆比率，以实现其GDP高速增长的政策目标。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是简单和易于理解的：现在的人民币还算值钱, 但未来的通货膨胀将使得其逐渐贬值。因此政府可以通过大肆举债的方式建设国家的重要项目，并在遥远的未来，当人民币逐渐贬值后还上这笔债务。
境外的投资者、投机者、对冲基金或者其他人想要进入到中国债券市场并且挑战中国中央政府对于这些债务价值的评估，绝对是不可能的。简而言之，中国的金融市场是封闭的。国际上的债务危机使得中国政府对于中国金融市场的战略规划变得更加地小心翼翼。中国的金融体系是世界之外的另一个独立帝国。
家庭储蓄是中国国有银行贷款能力的基础。在这场金融游戏中, 勇敢的中国人民的储蓄几乎是唯一的非国有资金来源。自2004年以来，中国的银行纷纷扩大他们的消费业务，包括抵押贷款、信用卡、借记卡和汽车贷款。如果有一天中国人突然对贷款和消费充满热情，就像美国消费者一样,那么中国的银行系统会怎么样呢？从长远来看, 这对于经济，甚至对于银行，都可能是好的。但在短期至中期, 政府似乎不大可能会在中国富足的东部沿海城市之外积极鼓励美国式的消费主义。这本身可能是一个巨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因为越来越多生活在内地的人们会羡慕这种杠杆式的生活方式。
但现在整体的人口在向相同的方向运动，中国社会正在老龄化。据新华社的报道，到2050年，中国40%人口将超过65岁，而实际退休人口将远超过这个数字。随人口的老龄化，储蓄将被用到养老和保健领域。如果中国政府试图继续通过负债来驱动经济增长，那么政府通过刺激消费拉动增长的可能性就会较小，预计仍将以出口拉动经济为主。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估计的负债只有2. 5万亿元，而在2005年, 世界银行的估计达到人民币13. 6万亿元 。
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长期以来对于将西方资本市场融入中国国有体制的努力，在短期内见效并使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这样的变化掩盖了一个现实，那就是在这样一个从来未曾实践过的社会体系之下，所有中国有能力的机构都在拼命从事资本的原始积累，如果马克思今天还活着，他会毫无疑问地在中国发现大量新的素材, 而他的杰作也很可能会有一个新的版本，叫做《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