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债：第一个五千年》的读书笔记，原始参考版本为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3月中文译版。当历史的车轮驶入2021年之后，即使是对金融知识不感兴趣或者本来一无所知的人都明白了过来，以高债务、高杠杆为特点的金融危机正在到来的路上，越来越近。根据汇丰银行的调查，中国“90后”年轻人欠各种网贷和信用卡机构的人均债务超过17433美元，换算过来是人均负债额是12万元人民币。在过去几年，债务问题已经造成了很多的矛盾冲突，酝酿着巨大的社会风险。
到底什么是债务？债务就是对一个承诺的曲解。两层含义，可能是错误的承诺，也可能是对承诺的错误理解。“欠债还钱”并不是天经地义。这是一个被数学算法和暴力腐化了的承诺。正如没人有权告诉我们真正的价值是什么一样，也没人有权告诉我们，我们究竟欠别人什么。回顾五千年的历史，这个世界真的欠你一份没有债务的生计。
本书的网评极高，写作风格傲慢又迷人，博学又无礼，口气笑傲江湖，学术上的价值、可读性和娱乐性超出想象，是一部个人风格明显的、极具侵略性的著作。这本书的颠覆性特别高，引发了“占领华尔街”的平民运动。本文论述始终如一，因此无需在意张章节的划分。以下为摘抄。
货币并不是以易物交易方式的替代者出现的，而是统治者和奴隶主为了更有效地收税、罚款、记录债务和计算财富而创造出来的。人类在五千年前已经使用复杂的信用体系，而不是物物交换来进行商品交易。而金钱让原本的责任和义务变成了以货币计价的债务，价格的概念和冷漠的市场吞噬了人类彼此关爱的天性。
正是债务造就了奴隶社会。俗语称“礼物造就奴隶，鞭子造就狗”。在平等的狩猎社会中，人们拒绝计算借贷状况时，可以找到大量类似的言论。猎人认为自己之所以成为人，并非因为具有完成经济计算的能力。恰恰相反，猎人坚持认为，作为人类，就意味着拒绝进行类似的计算，拒绝衡量或记住什么人给了什么人哪些东西，因为这种行为所创造的世界，将不可避免地变为人类开始“对不同的权利相互比较、相互衡量、相互计算”的世界，通过债务把彼此变为奴隶或狗。
处理债务问题的最有效解决方案是免除所有国际间以及消费者的债务，并提醒人们还债并非道德核心。富人之间和国家之间的债务常常会通过重新谈判解决，这个逻辑贯穿整个世界文明史。
如果不从长远的历史出发，你可能永远不看清楚当下发生的很多事情。在达拉斯联储主席理查德·费舍尔近些年的中国之行中，无论他走到哪里，都有人托他给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捎口信：“别再凭空造钱来买美国债券了。从亚洲抽取来支持美国战争机器的钱，永远也说不清楚更该被视为“贷款”还是“贡金”。但是，中国突然成为美国国库券最大的持有者已经明显地改变了态势。有些人也许会问，如果这些真是在支付贡金，为什么这个美国最主要的对手会在一开始就购买美国国库券——更不用说认可各种心照不宣的货币安排来维持美元的币值，也就是美国消费者的购买力？
从长远的视角来看，中国的行为一点也不奇怪。事实上这是其一如既往的行为。中国特别的一点就是，至少从汉朝开始它就采取了一种独特的纳贡制度，即他们愿意给附庸国回馈远多于其接受的朝贡品，以换取他们对中国皇帝“世界之主”的认同。这种做法在应对一直威胁中国边疆的北方草原上的蛮夷时，已经发展成为一条计策：让他们浸淫于这些奢侈品之中，从而变得满足、柔弱且不再好战。在和类似日本、韩国及许多东南亚国家进行的“朝贡贸易”中，中国就系统地实施了这种手段。在1971年后，美国相对于世界其他国家，经济力量开始下滑，这些国家开始渐渐地转变回更老式的进贡国。然而中国的参与引入了一个全新的元素。完全有理由相信，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是把美国降低为一个类似于中国传统附庸国的极其漫长过程的第一步，其中总会有成本。
在过去的30年里，财富一直从最穷的国家流入最富有的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扮演着世界债务幕后推手的角色，使得地球上最穷困的人群失去了最基本的生存保障。这些贷款是由未经选举的独裁者借入，把大部分贷款存入了自己在瑞士银行的个人账户。债权人得到的还款并非来自独裁者，甚至不是来自他们主宰的国家，而是通过夺走饥饿儿童的食物换来的。
欠债还钱这个观点的神奇之处在于，即使根据标准的经济学理论，它也是不正确的，债权人理应承担一定程度的风险。如果不论银行做什么都能连本带息地拿回借出的钱，那么整个金融系统就失效了。
所有现代国家都是建立在赤字开支的基础之上。要想证明建立在暴力之上关系的合理性，使其看上去更加符合道德要求，那么没有任何一种方法能够媲美“将这些关系用债务的概念来改写”。黑手党和侵略军队都认识到了这一点，几千年来，施暴方成功地告诉受害者他们欠了自己某些东西。第三世界的债务国几乎都遭受过欧洲国家的侵略和殖民统治，这些欧洲国家就是它们的债主。1895年法国入侵马达加斯加，第一件事就是强加给这个国家的人民沉重的赋税。马达加斯加人民从一开始就被告知他们欠法国钱。直到今天也没有改变，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也认可了这种安排的正当性。而当“国际社会”确实认识到这里存在道德问题之时，一般也是因为他们觉察到马达加斯加政府偿债的速度太慢。
海地是第一个被置于永久欠债状态的贫穷国家。海地是由曾经的种植园奴隶建立起的国家，这些奴隶不仅有勇气起义抗争，并且在抗争期间发表了关于人权和自由的伟大宣言，同时他们还击败了拿破仑派来的镇压军队。法国则立刻宣布新成立的海地共和国欠自己1.5亿法郎，用于弥补种植园被充公后的经济损失及战败的远征军的装备开销。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都同意在海地付清欠款之前，对它实行贸易禁令。但海地不可能付得起这一天文数字般的欠款（相当于现在的180亿美元），于是随之而来的贸易禁令使得“海地”这个词从此成为债务、贫穷和人类苦难的代名词。
至于持续流入美国国债的资金，它们是什么性质？它们是贷款，还是贡金？历史上，在国土之外维持管控上百个军事基地的国家通常被称为“帝国”，而帝国要求受其统治的臣民定期缴纳贡金。美国政府当然会坚称自己并不是帝国——但是你可以很容易地看到，美国政府把国债看作“贷款”而不是“贡金”的唯一原因就是要否认正在发生的事实。考虑一下两种场景：第一种，一个歹徒掏出枪，要求你给他1000美元“保护费”；第二种，同样是这个歹徒掏出枪，要求你向他提供1000美元的“贷款”。这两种场景有什么区别呢？显然，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两种场景没有任何区别。但是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区别确实存在。在美国对韩国或日本的债务例子中，如果任何一方的力量均衡状态发生了变化（如果美国失去了在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如果歹徒失去了忠实的手下），这种“贷款”受到的待遇就会发生极大的变化。它也许会变成真正的债务，但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看起来仍然是那把枪。持枪的人不需要做任何自己不想做的事。但是为了成功施行一个基于暴力建立起来的机制，就需要确立一系列规则。规则可以随意制定。有时候甚至连规则的内容都无关紧要。
几千年以来，富人和穷人之间的斗争在绝大多数时候是以债务人和债权人相冲突的形式呈现。叛乱在出现时间上有着惊人的规律性，并且以同样的方式开始：销毁债务记录——木刻板、纸莎草纸、账单等债权人在任一时间和地点可能采用的记录形式（之后，叛乱者通常会设法获得土地所有权和纳税评估的记录）。古代所有的革命运动都有同样的一个步骤：取消债务并重新分配土地。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说，“负罪感”“自由”“原谅”“原罪”这些单词也可以说都起源于经济活动。在确立人类有关对错的基础表述过程中，关于谁欠什么人什么东西的争论起到了核心的作用。
债务是需偿还金钱的责任。金钱把道德转变成不受个人感情影响的数学计算的能力。通过这一转变，使得本来令人无法容忍或者厌恶的东西变得可以接受。这两个因素（暴力和定量）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事实上，几乎不可能找到这两个因素单独存在而发挥作用的例子。暴力，或者说暴力威胁，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数学算式的方式，将在本书中反复出现。它就是道德困惑的最基本的来源，似乎漂浮在围绕着债务这个话题的每一个东西的周围。
过去十年里，每个人都听说过大量新出现的、极其复杂的金融创新产品：信贷和商品衍生品、担保抵押债券衍生品、混合型证券、债务互换等。一个反复出现的故事讲道，这些新的金融衍生品市场是如此复杂，以至于一家著名的投资公司需要招聘天体物理学家来运行交易程序。这些交易程序的复杂程度导致金融师都无法理解。这里要传递的信息已经非常明显：让专家来做这些事，你不可能懂这些。你也知道他们忽略了——令人难以置信地完完全全忽略了——一个简单的事实：金融市场是无法预测的。
当热潮退去，结果证明，这些金融产品几乎全部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它们的运转方式包括：向贫穷的家庭出售贷款产品，而这些贷款产品的设计方式使其必然会导致违约出现；赌注是这些产品的持有者出现违约需要的时间；将贷款产品和赌注打包在一起，出售给机构投资者（也许是贷款产品持有者的退休养老金账户），声称不论发生什么都必然能赚钱，并且允许上述投资者转让这种打包产品，就好像它们是货币；将付清赌注的责任移交给庞大的保险集团，一旦无法偿还最终债务的数额（这种情况是必然会发生的），那么这些债务就要由纳税人来承担（而那些保险集团也确实得到了紧急救援）。
整个事件看起来就像是银行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借钱给玻利维亚和加蓬的独裁者时的所作所为一样，只不过设计得更加巧妙：银行提供彻头彻尾不负责任的贷款，因为银行清楚地知道一旦接受了贷款，那些政治家和官僚就会竭尽所能保证贷款得到偿还，而不在乎在偿还过程中要破坏多少人的生活、牺牲多少条人命。然而，与此前不同的是，这一次银行家的动作范围之广阔令人难以想象：他们带来的债务总额比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之和还要大——结果导致世界经济急速衰退，差一点摧毁了金融系统。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随着知名的资本金融机构（雷曼兄弟、花旗银行、通用汽车）的崩溃，高级的金融知识被证实并不起作用。
当一个人从更广阔的历史视角来看待事物的时候，他所明白的第一件事就是虚拟货币并无任何新颖之处。事实上，虚拟货币正是货币的原始形式。信贷系统、账款甚至账单等和人类文明一样古老，它们的出现要远远早于现金。信用货币率先出现，而我们在当前所见证的事实，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的再现。所有这些错误认识的共同点，就是都倾向于把人类之间的所有关系都简化成用交易表示，仿佛我们和社会甚至和宇宙本身的联系，都可以视作一笔商业交易。这就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如果不能用交易表示，那么用什么呢？到货币起源的问题，来说明为什么交易原则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暴力的结果——货币的真正起源，应在犯罪和补偿，战争和奴役，荣誉、债务和赎回中寻找。债务和信贷在过去5000年中的真正历史，虚拟货币和实物货币时代进行着伟大的交替。
责任是指一个人认为自己应该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行事的感觉，或者说是一个人欠另一个人东西的状态。那么确切地说，责任和债务有什么区别？答案很简单：货币。债务和责任的区别就在于债务能够被精确地量化，量化的过程需要借助货币来实现。债务的历史就相当于货币的历史。
经济学家讲述货币故事时，百分之百会以幻想的以物易物的世界作为开头。但是，如果每个人都开始积攒某种他们认为别人可能需要的东西。这种行为将带来自相矛盾的结果。因为到达某一个点以后，这种商品并不会贬值（因为每个人都拥有一些商品），反而会增值（因为它将变为实际意义上的货币）。
政府扮演的只是一个有限的角色——保证货币供应，并且它总是搞砸这件事。纵观整个历史长河，肆无忌惮的统治者经常在很简单的经济学常识上作弊：他们降低铸币的价值，因此导致通货膨胀和其他各种恶果的出现。问题在于，没有证据表明货币是按照人们常识中的那种方式诞生的；恰恰相反，大量的数据表明货币并非那样诞生。以物易物并不像亚当斯密所想象的那样，在村民中间广泛使用。一般而言，以物易物发生在陌生人甚至是敌人之间。
在回忆一下经济学教科书中的话：“想象一个没有货币的社会”“想象一种以物易物经济”。这些例子非常明确地说明了一件事：大多数经济学家的想象力都非常有限。为什么？最简单的回答是：经济学把个体在用鞋交换土豆或者用布料交换长矛的活动中寻求使得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方式作为自身最基本、最重要的原理，这门学科必须假设这种物品的交易不能和战争、激情、冒险、神秘、性或者死亡有任何关系。根据这些例子，没有社会是基于以物易物交易建立的原因已经很明显。因为，这样的社会，只能是其中的每个人都和其他人的喉咙仅距毫厘；并且尽管每个人都会摆出攻击的姿态，但却永远不会采取行动。在早于斯密所在时代的一两个世纪里，英语单词“以物易物”及它们在法语、西班牙语、德语、荷兰语和葡萄牙语中的对应词汇，其含义是“哄骗、欺骗或敲竹杠”。直接一个物品交换另一个，同时试图在交易中使自身的利益最大化，一般而言只能在你和你既不关心并且未来也再不会相见的人之间发生。毕竟，有什么理由不占这种人的便宜呢？以物易物根本不是古代特有的现象，它是直到现代才真正开始被广泛使用的。
“货币”不可能是商业交易的产物。它实际上是由当权者创造的，是为了记录资源的分配，便于将物品在部门之间转移。要想把银条铸造成标准的形状和重量、在上面添加印章标记、建立官方体系来保证银块的纯度，这些都很容易做到，因为相关的技术已经存在。但是人们都认为没有必要这么做，理由之一是尽管债务用银子计算，但是债务并不需要用银子偿还——事实上，一个人几乎可以用自己拥有的任意一种东西还债。如果一个农民欠神庙或政府的钱，或者欠某些神职人员或政府官员的钱，他常用大麦来还债。因此，确定银子和大麦的兑换比例才至关重要。即使没有大麦，债户也完全可以用山羊、家具或天青石来还债，债主同样会接受。即使在市场里，我们所掌握的证据也表明，大多数交易是以信贷为基础的。只有少数几类人在交易中使用银子，商人（他们有时候为神庙工作，有时候独立工作）是其中一类。但即使是商人，他们的大多数交易也是基于信贷进行的。普通人从“啤酒女”（本地的旅店老板）手中购买啤酒。同样地，他们购买啤酒采用记账的方式，然后在丰收的季节用大麦或者他们拥有的其他东西来销账。
人类并不是从以物易物开始，然后发现了货币，最终发展出信贷体系。实际情况是另一幅图景。首先出现的是如今被我们称为虚拟货币的东西。以物易物似乎是人们在使用硬币或纸质货币的过程中意外诞生的副产品：在历史上，以物易物的方式主要由已经熟悉现金交易的人们使用——当他们由于某种原因，无法取得货币的时候，就会采取以物易物的方式。
信用理论家坚称货币并不是一种商品，而是一个记账工具。换句话说，货币绝不是一个“物品”。你无法触摸到一小时或一立方厘米，同样，你也无法触摸到一美元或一马克，货币的单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衡量单位。如果货币只是一个衡量标准，那么它衡量的对象是什么？答案很简单：债务。实际上，一枚硬币就是一个欠条。很难理解把一块黄金看作一张欠条的做法。但它肯定是正确的，因为即使在使用黄金和白银硬币的时候，这些硬币也很少以金属本身的价值来流通。
以前，士兵们通常用他们在英国的账户开支票，然后支付自己欠酒吧的钱。本地的商人们经常在支票上签名然后互相用支票支付，使这些支票像货币一样流通：有一次，凯思·哈特的兄弟在当地商人的柜台上看到了一张自己在6个月前开出的支票，上面有密密麻麻的汉语签名，大概有40多个，每一个签名都来自不同的商人。即使亨利交给乔舒亚的不是一张纸，而是一个金币，情况也基本不会发生变化。一枚金币也是一个承诺，是保证支付和金币等价的某些东西。毕竟，实际上金币本身并没有多大的用处。一个人之所以收下金币，是因为他假设其他人也会这样做。从这个意义上说，单位货币的价值，并不是物品价值的量度，而是一个人对其他人信任程度的量度。
没有一枚先令和便士是在查理曼大帝统治时期发行的。重要的是，使用了统一的体系来衡量信用和债务，而且该体系十分稳定，基本不随时间变化。查理曼大帝的例子尤其令人印象深刻，因为尽管他的帝国迅速土崩瓦解，但是他创造的货币体系却一直存续下来。在曾经属于他的国土内，800多年后人们仍然使用这套体系来记录账目。在16世纪，它被非常明确地称为“虚拟货币”。在实际流通中的物理货币是什么并不重要。如果国家允许人们用当前流通的货币来纳税，那么货币成分不同将不会有太大的区别，不论它是纯银、杂质银、皮质的代币还是鳕鱼干。在亨利生活的时代，英格兰流通货币的最主要的形式就是锯齿状的“计数棒”，它被用来记录债务。计数棒很明显是一种欠条。
提炼黄金，把某人的画像标记在金块上，促使货币在受某人统治的人群之中流通，然后要求这些被统治的人再通过纳税的形式把黄金交还——做这些事情究竟有何意义？这确实令人有点迷惑。但是如果货币和市场并不是自发产生的，那么一切就都能说得通了。古代的君王都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用来思考矿产、士兵、税赋和食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大多数人得出的结论是，在这种情况下创造的市场，不但便于补给军队，而且在其他各个方面都非常实用。因为它意味着，对于需要的物资，官员们再也不必直接从百姓手中征用，也不必想方设法在皇室的土地或作坊中生产。管自由主义者顽固地认为（仍然是斯密遗留下来的问题）政府和市场的存在是对立的，但是历史上的记录表明，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无政府的社会，通常也没有市场。
法国将军加列尼在1901年完全征服岛屿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下令强加人头税。不但税率非常高，而且只能用新发行的马达加斯加法郎支付。换句话说，加列尼的做法正是先印刷货币，然后要求国家中的每个人再把其中一些货币还给他。这个例子中最令人震惊的一点，是加列尼描述人头税时采用的名称。它被称为“impôt moralisateur”，意为“教育税”或“教化税”。换句话说，设计这种税的目的——用现在的话来说，是教育本地人，让他们了解工作的价值。因为“教育税”在收获时节后不久征收，所以对于农民来说，最简单的缴税方法就是把收获的一部分稻米作物出售给中国商人或印度商人，这些商人不久就在全国的各个村镇安顿下来，坐收渔利。但是，显而易见，收获的时节是稻米价格最低的时候。如果一个人出售了过多的粮食，那么就意味着他没有足够的余粮供全家人一年食用。因此，他就不得不在几个月后，从同样的商人手里以信用的形式回购自己出售的粮食，但价格要高得多。结果，农民将迅速坠入绝望的债务深渊。留给农民一点属于他们自己的钱是有必要的，殖民政府清楚地知道这一点。这将确保农民能够在中国人开的商店中购买一些小小的“奢侈品”——太阳伞、唇膏、饼干等。农民能够培养出新的品味、新的爱好、新的期望是至关重要的，它们构成了消费者需求的基础。这些需求使得马达加斯加永远和法国联系在一起。
货币和音乐、数学或珠宝一样，从来就不是被“发明”出来的。我们所说的“货币”，根本就不是一个“物品”，而是以比例的形式、用数学来比较物品的一种方法——让你知道1个X等于6个Y的方法。想象一个精准的等价物体系（一头健康的奶牛刚好等于36只母鸡）是从大多数的礼物交换形式中诞生有多么困难。货币的诞生，并非为了消除邻里之间进行以物易物时所遇到的不便——因为邻里之间根本没有理由进行以物易物。
东非或南非使用牛作为货币，美洲或巴布亚新几内亚使用贝壳（最有名的例子），或者珠子、羽毛、铁环、子安贝、海菊蛤贝壳、黄铜棒、啄木鸟的头皮等作为货币。这种类型的“早期货币”极少在买卖东西时使用；即使交易中确实使用这些货币，它们也不是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的物品，使用频率要远远低于母鸡、鸡蛋、鞋、土豆等。货币通常不是在雇佣关系中作为报酬支付，它们通常用来重新安排人们之间的关系。最重要的是，安排婚姻和解决争端，尤其是因谋杀或人身伤害而引起的争端。在英语中，“支付”这个词原本是从表示“安抚情绪，使息怒”意义的词语中衍生出来的。例如，你在一次酒后的斗殴中误杀了某人的兄弟，为了表示歉意，也为了显示你希望避免两家因此结下世代的血海深仇，你愿意把非常珍贵的东西赠送给那个人，货币由此诞生。
统治过苏联及其附属国的共产党，从不把自己的体系描述为“共产主义”，他们称自己的体系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遥远的、有些模糊的人类理想，通常伴随着国家的消失，只能在遥远的未来的某个时间点上实现。人类的梦想是，随着技术的进步和人类整体的繁荣，在社会变革或政党领导的作用下，有一天人们最终能让一切回到原点，重新回到对集体资源的共同所有和共同管理的状态。我们可以把这称为“神话共产主义”（或者甚至叫作“史诗共产主义”），它是一个我们愿意对自己讲述的故事。“共产主义”并非神奇的乌托邦，它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也没有任何关系。它只是现在存在的一种东西——从某种程度上说，它存在于任意一种人类社会形态中。在大多数时候，我们中的每个人都表现得像是共产主义者，但没有任何人能够坚持像共产主义者一样行事。如果某个人在修理损坏的水管时说：“把扳手递给我。”一般而言，他的同事并不会这么回答：“那我能得到什么回报呢？”即使他们在为埃克森美孚、汉堡王或高盛工作，这样的情景也不会出现。理由很简单，就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真够讽刺的，想一想传统的观念认为“共产主义就是干不好活儿”）：如果你真的希望做完某件事，很显然，最有效率的做法就是按照能力分配任务，然后给予人们完成任务所需要的一切资源。大多数资本主义公司，都是按照共产主义的方式来运转的，这对资本主义来说真是一个丑闻。这可能也是当人们意识到巨大灾难（洪水、断电或经济崩溃）临近的时候，倾向于表现出行为一致的原因，他们的表现类似于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所有人类社交性的基础。
确定一个人是否处在共产主义的关系中的最准确的方法就是，在这段关系中，不能包含记账的行为。不仅在合作工作的团体中，而且几乎任何一个圈内的团体都会创造特有的底线共产主义来定义自身。在团体内部，某些东西是无偿分享的；其余的东西如果有成员提出需要，就应该会有其他人提供。但是团体内部成员不会和圈外人分享任何东西，也不会向圈外人提供任何东西。
在白俄罗斯，犯罪团伙对火车和汽车上的旅客下手是非常有组织的，以至于他们养成了送给每个受害者一个小标志的习惯，让受害者知道自己已经被打劫了。很明显，这向着国家的建立又迈出了一步。游牧抢劫者最终使得他们和村民的关系系统化，掠夺品变成了贡品；强奸变成了“初夜权”；或者带走可能的人选，招募进皇室作为女眷。封建时代，送给上级的任何礼物，“尤其是重复赠送了三四次以后”，礼物就很可能被看作先例，然后成为习俗的一部分。国家的统治者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把自己的形象展示成无家可归者的保护人，寡妇和孤儿的扶持人，穷苦之人的捍卫者。现代再分配国家的谱系（它最为臭名昭著的倾向是促进身份认同政治的产生），能够追溯到任何一种“原始共产主义”，但最终将指向暴力和战争。
和最亲近的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都是共产主义者；面对小孩子的时候，我们都是封建时代的领主。在赠送礼物的例子中，需要地位上的平等。这就是我们的经济学教授在被比自己地位高得多或低得多的人请吃晚饭的时候，并不会感到有任何义务（任何荣耀之债）的原因。对于货币贷款来说，所需要的就是双方处于平等的法律地位上。（你不能借钱给一个孩子或疯子。当然，你借也无妨，但是将来法庭不会帮助你把钱要回来。）法律（而非道德）债务还拥有其他独特的性质。例如，它们能够被免除，而道德债务则不能。这就意味着，并不存在真正无法偿还的债务。如果想不到偿还的方法，我们不会把它叫作“债务”。可以想到的是，即使是法国村民也能通过拯救资助人的生命或赢得彩票买下工厂来偿还债务。
由商店和购物中心组成的整齐有序的世界，是中产阶级环境的精髓；但是在这一体系中，对于由金融家构成的顶层人群，或者由强盗构成的底层人群，通常进行交易的过程和冈温古人或者南比克瓦拉人的方式没有本质的区别——至少在性、毒品、音乐、穷奢极欲和潜在的暴力通常所起到的作用上，没有什么不同。当我们摘掉障目的眼罩时，就能够看到，在过去5000年左右的发展历程中，事情的变化程度要远远小于我们的想象。
货币从来不会在买卖过程中使用。它们反而是用在创建、维持和重新组织人们之间的关系上：安排婚姻、确定孩子的生父、防止结下世仇、在葬礼上安慰送葬者、犯罪后寻求宽恕、谈判条约、赢得追随者——几乎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使用这些货币，但在交易山药、铲子、猪或珠宝时除外。这些经济体系考虑的首要问题并不是积累财富，而是创造、摧毁、重新安排体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历史的舞台上，商业经济（我们现在喜欢称之为“市场经济”）相对来说只是一个新事物。在绝大多数的人类历史中，“人性经济”占据着主导地位。
“原始货币”的诞生并不是为了偿还债务，它是一种手段，用来承认存在某种不可能偿还的债务。当斐济的一名追求者的家庭拿出一枚鲸鱼牙齿要求迎娶一个女子时，这枚牙齿究竟是不是为女子在未来丈夫的花园中劳作所提供的服务预先支付的报酬？或者男方用其购买了她的子宫未来的生殖能力？抑或这只是一种纯粹的形式，和美元换手是同样的情况，只是为了达成某种协定？在罗斯帕比看来，以上说法都不对。不论鲸鱼牙齿多么珍贵，它都不是一种支付的形式。实际上它代表一种认可，承认某人索要的东西是如此珍贵，以至于不可能存在支付的形式。想要得到一个女人，最合适的支付手段就是另一个女人；同时，一个人所能做的，只有承认这份无与伦比的债务。对于努尔人来说，40头牲畜是赔偿金的标准数量，但它同样也是聘礼的标准数量。其中蕴含的逻辑是：如果一个人在他可以结婚并生育后代之前被杀，那么很自然他的灵魂将非常愤怒，这是因为他实际上被剥夺了永生的权利。货币最初、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承认存在有无法偿还的债务。
如果我们变成了一个债务社会，是因为战争、征服和奴隶制的遗留问题从来没有完全消失。它仍然在那里，存在于人们对于荣誉、财产甚至自由最私人化的概念中。荣誉与降级是当代文明的基础。在整个人类历史的大多数时间里，大部分人对待奴隶制的态度，和现在的人们对待战争的态度相似：无疑，这门生意不太干净，但是如果你认为它能被简单地消除，那么你就太天真了。奴隶制是把一个人从自己生活的环境中剥离出来的最终形式，因此这个人将和自己的全部社会关系断绝联系，而正是这些社会关系定义了他自己。这一观点的另外一种表达方式是，从真正意义上说，奴隶就是死人。
货币的起源离不开这一切。我们知道的一些最古老的货币形式，似乎正是用来衡量荣誉和降级的手段。也就是说，从根本上讲，货币的价值就是能够将他人变成货币的那种权力的价值。中世纪爱尔兰女奴隶货币的奇特谜题，看来就是一个极具戏剧性的说明。
财产并不是人和物体之间的关系，而是人们关于物体达成的共识或合约。征服的逻辑已经延伸到日常生活最私密的方面。被征服者帮人们梳头、放洗澡水，被征服的老师教孩子们诗歌。因为主人及其家人，甚至他们的朋友和宾客都可以用奴隶满足自己的性欲，所以很可能大多数罗马人的第一次性经验的对象的身份都是被征服的敌人。自由”最初、最重要的意义就是不充当奴隶。因为奴隶制意味着消除所有的社会联系，并有能力再造它们，因此自由也就意味着做出并信守对他人道德承诺的能力。例如，英语单词“free”（自由），来源于德语词汇，意为“friend”，因为自由意味着能够交朋友，能够信守承诺，能够生活在平等的社会中。
制一个人的个性，会被认为是增强了其他人的声誉或社会存在。这种荣誉和羞辱的加减当然是从微不足道的实践里产生，然后变成政治的本质。无数的史诗、传奇和诗集已经证实，通过让其他人变得渺小，才能使英雄成为英雄。在爱尔兰和威尔士，我们都能看到这一能力如何贬低他人，如何把独一无二的人从他们的家庭中移除，由此使得这些人变成了无名的计数单位（爱尔兰的女奴隶货币、威尔士的洗衣女）这种能力本身就是荣誉的最高展现。
正式的奴隶制度已经被消灭，但是每一个朝九晚五工作的人都能做证，一个人能够转让自己的自由，至少是暂时转让的想法，仍然存在。事实上，它决定了我们大多数人在醒着的时间，一般来说，不包括周末必须做的事情。暴力基本已经消失不见。但是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已经不再有能力想象，一个基于不需要武器和监视带来持续威胁的社会约定建立起来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
如果我们的政治和法律理念确实是以奴隶制的逻辑为基础，我们曾经又是如何废除了奴隶制的呢？信用货币与金银货币是历史周期的循环。就货币史而言，铸币的发明是最为重大的事件。铸币似乎独立地在三个不同地方发端，时间几乎是相同的。公元前600-公元前500年，中国的华北平原、印度东北的恒河河谷及爱琴海沿岸地区都出现了铸币。铸币的出现是社会转型的结果。正是到了大约600年奴隶制开始消失的时候，整个趋势突然发生了逆转。现金枯竭了，各地再次回归到信用货币。
这究竟是为什么？战争看来似乎是最为重要的因素。暴力十分普遍的时期是金银货币的天下。在商品交易中使用黄金或白银的人只需要确信其重量是否准确、品质是否优良和他人是否会接受它即可。在一个遍布战争、充斥着暴力威胁的世界（战国时代的中国、铁器时代的希腊和孔雀王朝之前的印度正符合这一状况），交易的简单化有明显的益处。黄金或白银的锭块（不论是否带有印记）大多扮演了与当代毒品交易商的手提箱里所装满的无标记票据（unmarked bills）相同的角色：它是没有历史的物件，价值在于人们知道几乎在所有地方都可以用它来交换其他财货，而没有任何条件。因此，在社会相对平和的时期，或在信任网络之中（信用网络可能是国家创设的，但在多数时期，它的形式可能是跨国的机制，如商人行会或信仰团体），往往以信用体系为主。而在战争和掠夺十分普遍的时期，信用体系往往会被贵金属替代。
公元前800-600年轴心时代，铸币兴起，人们普遍改用金属货币。虚拟信用货币在中世纪（600-1450年）回归。资本主义帝国时代始于1450年，全球大规模地重新使用金银货币，直到1971年理查德·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时才能算是真正结束。它的终结标志着又一个虚拟货币阶段的开始。这个阶段才刚刚开始，它的终极轮廓必然还不可见。
像毕达哥拉斯（公元前570-公元前495年）、释迦牟尼（公元前563-公元前483年）和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这样的人物生活在几乎相同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的希腊、印度和中国，都突然出现了思想界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当然，这三个地区明显互不相通，没有往来。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就像同时期为什么会发明铸币一样，一直以来都是一个谜。小国和城邦林立，它们外部是接连不断的战争，内部则陷于持续的政治论争之中。三个地区都见证了某种类似于出世文化（drop-out culture）的发展，出现了出走荒原或游走于城市之间寻求智慧的苦行者和圣人。也是在这些地区，不论是希腊的智者、犹太的先知、中国的圣人还是印度的神人（holy men），最终都被重新吸纳到政治秩序之中，成了一类新的思想或精神精英。轴心时代不仅仅见证了世界主要哲学流派的诞生，还见证了今日世界上主要宗教的诞生：琐罗亚斯德教、先知犹太教、佛教、耆那教、印度教、儒教、道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轴心时代（即毕达哥拉斯、孔子和释迦牟尼生活的年代），其核心的时段恰恰对应着发明铸币的时段。而且，世界上三个发明铸币的地方，正是那些圣人生活的地方；事实上，这三个地方成了轴心时代宗教和哲学创新的中心：中国黄河流域的王国和城市国家、北印度的恒河流域和爱琴海沿岸。
不论最初是如何起源的，硬币和市场涌现出来，首要就是为了供养战争机器。摩揭陀王国最终能够脱颖而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控制了大多数矿山。国库的基础是矿山，军队的基础是国库；同时掌控军队和国库者能够征服整个地球。起源于战争的市场经济逐渐由政府接手。这个过程非但没有阻止货币的传播，反而将传播效果扩大了两倍，乃至三倍：军事逻辑延伸到了整个经济体，政府有系统地设立了谷仓、厂房、贸易所、货栈和监狱。都由带薪官员经营，在市场上出售产品，从而回收向士兵和官员支付的银币，把它们再次放回王国的国库。这样做的结果是使日常生活货币化，这样的情形再次出现是2000年后。
中国的新宗教和哲学运动从一开始便是社会运动。在其他地方，新的宗教和哲学运动是逐渐转化为社会运动的。在古希腊，哲学起源于对宇宙的思索；哲学家更多地以个人形式出现，也许会有少数几个热切的学生追随他，他们便成了一切运动的创始人。墨子将这种逻辑推进到非常远，并最终断言人类总体福利最优化的唯一方式是完全停止追逐私利，而采用他所说的“兼爱”的原则。这实质上也就是说，如果用市场交换的原则推理到它的逻辑终点，只能得出一种共产主义的结论。这些运动的历史成就事实上是显著的。当它们生根之后，事情开始转变。战争不再像原先那么残暴，也不那么频繁。作为一种制度的奴隶制逐渐消失，以至于到了中世纪，贯穿欧亚大陆几乎难以看到、甚至根本无法看到它的影子。新的宗教权威也开始在各地严肃地指出债务所引发的社会错位。
中国最为著名的王朝，只要不是蛮族入侵的产物（元朝或清朝），则大多起源于农民起义（汉朝、唐朝、宋朝和明朝）。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我们没有看到与此类似的情形。因此，中国的治国方略根本上可以归结为，在吸取足够资源到城市来供养城市人口、防止游牧民族进犯的同时，避免导致因顽固而出名的农村人口拿起武器反抗。官方的儒家意识形态，推崇家长权威、机会均等、鼓励农业、轻减税收，以及由政府严密控制商人的活动。这种设计似乎明显符合（潜在可能叛变的）农村家长的利益和情感。在这种情况下，限制各地村庄放高利贷者对农民的掠夺自然而然成了政府一直以来关切的问题，因为放高利贷者历来是农村家庭的毒药。一位名叫王莽的儒家官员篡夺了王位，自称目的是为了处理全国性的债务危机。根据当时发布的公告，高利贷行径已经导致有效税率（也就是平均每个农民的收获最终被另外某人收走的数量）从仅仅3%攀升到50%。王莽发布了一项改革币制的方案，将大型地产国有化，推动国有产业（包括公共谷仓）发展并禁止私人蓄奴。王莽还创设了一个国家贷款机构，会向那些因亲属死亡而无力准备葬礼的人提供无息葬礼贷款，最高期限为90天；同时还有长期贷款，收取每月3%或每年10%的商业或农业投资收益率。减轻地方债务（或是全体债务赦免，或是取消所有利息超过本金的贷款），发放廉价的谷物贷款，救济饥荒，以及颁布禁止出售子女的法令。所有这些成了政府政策的标准。它并没有取得普遍成功，无疑也就没有创建一个平均主义的农民乌托邦，却阻止了国家大范围回归轴心时代的可能。
儒家正统学说支持市场，但反对资本主义。这似乎很奇怪，因为我们习惯于将资本主义与市场看作相同的东西，而正如伟大的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指出的，在很多方面，我们也同样可以将它们看作相互对立的。市场是以货币为媒介交换财货的方式（在历史上，就是用剩余谷物换取蜡烛的方式，反之亦然。在经济学中这可以速记为C-M-C，也就是商品——货币——另一种商品），而资本主义则最主要是一种用钱生钱的艺术（M-C-M）。通常，钱生钱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确立某种正式或实际的垄断。出于这个原因，资本家（不论是商人巨贾、金融家还是实业家）总是试图与政治权威结盟，以限制市场的自由，这样他们就可以更轻而易举地让钱生钱。
一开始，这种纸币设计用于有限的流通时间（纸币会在2年、3年再7年之后作废），并且可以兑换为金属。随后，尤其随着宋朝的军事压力日益严峻，印制只有少量储备或无储备的纸币越来越具有诱惑力——此外，在税收上，中国政府很少完全乐于接受它们自己的纸币。再加上中国纸币在国外无法流通，因此这个系统能够运作确实令人十分吃惊。当然，通货膨胀一直以来都是个问题，纸币需要回收和重新发行。有时整个系统会崩溃，不过人们会采取权宜之计，“私下发行了茶叶支票、面条支票、竹符木、酒符木等”。在纸币流通的几个世纪里，中国的经济通常被认为最为活跃。尽管如此，这里我想要强调的重点是，类似于“法定货币”的术语，不论使用得如何普遍，都具有欺骗性。几乎所有新形式的纸币最初都不是政府的创造；它们只是一种方式，用于实现和扩展产生于日常经济交易之中的信用工具的使用范围。在中世纪，只有中国发展出了纸币，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只有在中国才有一个足够庞大而有力的政府。而且，它对商人阶层保持着充分的怀疑，因而觉得它有必要管理纸币的运作。
商人像勇猛的战士，敢于去遥远的地方探险；但与战士不同的是，他们能够以不伤害任何人的方式做到这一点。法国历史学家莫里斯·隆巴尔（Maurice Lombard）描绘了一个具有典型性的，甚至可以说是理想化了的商人形象：住在市内富丽堂皇的宅舍里，被女奴隶和食客簇拥着，沉浸在他的藏书、旅行回忆录和奇珍异宝之中。当然，他的屋里也摆满了他的账本、通信和信用证。他通晓复式记账的技巧，还会用秘密代码和暗号。他施舍财物给穷人，资助宗教场所的建设与维护。也许，他们在投身于诗歌创作的同时，还能通过讨好家族和合伙人，将他远近闻名的好信用转化为巨大的资本储备。
亚里士多德论证了黄金和白银本身没有内在价值，因此货币只不过是一种社会习惯，是人类社团发明出来用于促进交换的。由于它“源于协议”，所以我们只要决意，就“可以改变它，或者让它变成无用之物”。金币没有内在价值正是其货币价值的基础。正是这种内在价值的缺失赋予它“统治”、度量和规定其他东西的价值。
有许许多多新鲜事物标志着我们常说的“探索的时代”（Age of Exploration）的开始，例如现代科学、资本主义、人道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兴起。这个时代大约从1450年开始。世界开始脱离虚拟货币和信用经济，再度开始使用贵金属货币。随后，美洲的金银巨流极大地推动了这个过程，在西欧爆发了一场“价格革命”，颠覆了传统的社会。此外，伴随着金银一同回归的，还有一系列在中世纪很大程度上受到压制、悄无声息的情况：大型的帝国和职业军队，大规模掠夺性战争，自由的高利贷和债务奴役，同时还有唯物论哲学，科学和哲学创新再度蓬勃——甚至传统奴隶制也随之回归。
1520-1640年，西班牙珍宝船横渡大西洋和太平洋，从墨西哥和秘鲁运出了无数吨的黄金和白银。长期留在欧洲的金银少之又少。大部分黄金最后到了印度的寺院里，绝大多数的银条最终流入中国。后者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们想要真正理解近代世界经济的起源，就不应该把目光锁定在欧洲。中国废弃纸币才是这一切的发端。
在蒙古族统治的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他们与外国商人有密切的联系。明王朝（也就是之前的叛军）对任何形式的商业活动持怀疑态度的部分原因。明王朝有一个美好的构想，就是将中国变成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共同体。这带来了一些不幸的结果。例如，它意味着要维持蒙古族留下来的旧的税收体系，百姓以劳役和实物的形式纳税。非法采矿在各地纷纷涌现。没有铸成硬币的银条很快成了非正规经济中实际使用的货币，而不是官方的纸币和铜钱。明朝政府于15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试图关停非法矿井，但却引发了地方性的起义，采矿者和失地农民一起占据了附近的城市，有时甚至威胁到整个行省。最终，明朝政府甚至打消了再次压制非正规经济的念头，反而采取了完全相反的措施：停止发行纸币，使开矿合法化，承认银条在大额交易中的货币地位，甚至授权私人矿厂生产吊钱。这反过来使政府得以逐渐废弃徭役制度，代之以统一用银支付的税制，也就是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新的政策意味着明朝政府必须确保国内有充足的白银供应量，以此维持较低的物价水平，尽最大可能消除民众的骚乱——但现实情况是，中国的银矿很快就耗竭了。16世纪30年代，日本发现了新的银矿，但也在一二十年间开采殆尽 (万历朝鲜战争)。很快，中国不得不转向欧洲和新世界。
从罗马时代起，欧洲就一直向东方出口黄金和白银。可问题是欧洲几乎没有生产出什么亚洲人想要买的东西，所以它只能用现金购买丝绸、香料、钢铁和其他进口产品。欧洲扩张的早期，商人主要想获得东方的奢侈品，或是取得用以购买它们的新的金银资源。在过去，靠近大西洋的欧洲真正优越于其穆斯林竞争对手的，只有一件：经历过地中海上数个世纪的冲突磨砺，欧洲有主动而先进的海战传统。1498年，达伽马的舰队进入印度洋，立即结束了海洋上的和平贸易原则。葡萄牙人的小型舰队开始炮轰和掠夺他们路过的每个港口城市，然后控制住战略要地，并向没有武装的印度洋商人勒索保护费，并威胁否则要骚扰他们的生意。
西班牙和葡萄牙两个帝国捡到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经济馅饼：整整两块蕴藏无尽财富的大陆，而大陆的原住民还在使用石器时代的武器，他们很快就随着殖民侵略者的到来而濒临灭亡。西班牙人征服了墨西哥和秘鲁，得以发现新的贵金属资源，而且储量巨大。他们全面彻底地盘剥这些资源，甚至到了残酷役使周边人群从而以最快速度榨取尽可能多的贵金属的地步。正如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近些年所指出的，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是因为亚洲的贵金属需求是一个无底洞。1500-1640年的欧洲，以白银计价的价格发生了大规模通货膨胀。这表明，即使亚洲吸收了白银供应量的较多部分，在欧洲，白银的价值也在通胀贬值。
到了16世纪晚期，中国每年几乎要进口50吨白银，相当于从美洲运抵的白银的90%。在17世纪早期，这个数字达到116吨，或97%。为了换取这些白银，中国出口了大量的丝绸、陶瓷和其他产品。这些中国产品中有许多最终流往中南美洲的新兴城市。亚洲贸易成了促进全球经济的最为重要的因素，而那些把持金融杠杆的人（尤其是印度、荷兰和德国的商业银行家），取得的财富难以估量。
虽然从美洲输入了大量金属，但大多数欧洲家庭仍现金紧缺，不得不时常融化家用的白银器具缴纳税金。这是因为税要以贵金属的形式缴纳。而相反的是，日常活动仍在继续使用各种形式的虚拟信用货币，与中世纪的情况相比没有太大变化。人们仍然使用符木、承付票。如果是在小一点的社区，他们干脆就简单地记录谁欠谁什么东西。真正造成通货膨胀的，是那些拥有金银最终控制权的人。政府、银行家和大商人能够借助对金银的控制，改变经济规则。首先，他们规定金银是货币。其次，他们引入新形式的信用货币，供自己使用，与此同时逐渐地损害和摧毁地方的信用体系。使用金银货币的新政体只有通过史无前例的暴力才能站稳脚跟。暴力不仅仅针对海外，还针对本土。在欧洲大多数地区，针对“价格革命”及圈地运动的第一反应与不久以后在中国发生的情形相似：成千上万的失地农民逃离或是被赶出他们的村庄，成为流民或“无主人控制或保护之人”。这个过程激发民众起义，但欧洲政府的反应与中国政府完全不同。他们镇压了叛乱，之后也不作任何退让，将流民集中起来，把他们作为合同工输出到殖民地，征召至殖民地的陆军和海军，或者是让他们在当地工厂工作。几乎所有这一切都是通过操纵债务而实现的。
现代资本主义的特征就是，它创建一系列社会安排，并迫使我们这样认为。公司的结构就是很有说服力的一例——而且，绝非巧合的是，世界上最早的大型合资公司是英国和荷兰的两家东印度公司；它们从事的，正如西班牙征服者一样，是探险、征服、压榨等一系列活动。公司的结构是为清除所有道德规则，只留下利润而设计的。
商人和银行家，纵然相互竞争，但在紧要关头总能够团结一致。我称此为“富人的共产主义”，它是人类历史中一股重要的力量。运抵欧洲的美洲黄金和白银，只有很少一部分最终流入普通农民和商贩的口袋。小额零钱几乎是不存在的。我之前已经指出，在城市或大型城镇周边较为贫穷的地区，店铺老板会发行他们自己的铅质、皮质或木质代币；手工艺者，乃至贫穷的寡妇也在生产他们自己的货币，以便量入为出。在另外一些地方，光顾当地肉店、面包店或鞋店的居民会直接把东西放在柜台上。那些参加每周集市的人，或者向邻居出售牛奶、奶酪或烛蜡的人也会这么做。在一座典型的村庄里，只有过路的旅行者或是底层流民可能支付现金。乞丐和无业游民名声很坏，因此没人愿意借钱给他们。由于每个人多少要出售一些东西，他们同时既是贷方也是借方；家庭收入的形式大多是其他家庭的承诺；每个人知道邻里之间相互亏欠的具体数额；然后每6个月或一年左右，社团会进行一次公开“清算”，人们相互抵销债务，之后剩下来的差额才使用硬币或财货补足。
这样的世界里，信任是最重要的。因为大多数信用安排是握手协议，所以钱几乎等于信任。人们使用“信用”一词时，他们首先指的是因诚实和正直而取得的声誉；另外，一个人的荣誉、德行、社会地位，还有慷慨、正派的声名及好的社交天赋，在决定是否向其放贷时，至少也是和净收入评估同等重要的考虑因素。因此，金融上的术语与道德上的术语是无法区分的。人们可以说某人“有价值/受尊崇”，“估价很高/备受尊崇”或者“没有价值/不中用”。同样，当相信某人的话时，可以说为他的话“赊账”。或者当相信某人会兑现承诺时，可以说是向他的诺言“贷款”。“信用”一词与“信条”和“公信力”这两个词有相同的词根。
真正的纸币出现在英格兰银行成立的1694年，因为这家银行的银行券已经完全不是债券性质的了。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和其他银行的一样，源于国王的战争债务。这一点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货币已不再是欠国王的债，而是国王欠的债。这个事实让纸币与它之前的性质非常不同。在很多方面，它已经成为旧时货币形式的反面。现代银行体系无中生钱。这个过程也许是有史以来所发明的最令人惊骇的花招。不平等和罪恶孕育并催生了银行业。银行家拥有土地；从他们手里拿走土地，但给他们创造信用的权力，那么只要大笔一挥，他们就能创造出足够的钱重新买回土地……如果你希望继续做银行家的奴隶，支付奴役你自己的费用，那就让他们继续创造存款吧。
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金融机器的几乎所有元素——中央银行、债券市场、卖空、经纪行、投机泡沫、证券化、年金，它们出现的时间不仅仅早于经济科学（这也许不是很惊人），而且还早于公司、工厂和雇佣劳动本身的兴起。资本主义的组织运作，多数时候都不是围绕自由劳动力而开展的。这资本主义秘而不宣的丑闻。征服美洲的一开始出现了大规模的奴役，而后逐渐定型为多种形式的债务奴役、非洲奴隶制及“合同劳工”——即使用合同劳动力；出力的劳工事先拿到一笔现金，并以5年、7年或10年为期限偿还。
虽然马克思主义者质疑了领取工资的工人是否真的在某种意义上是自由的（因为一无所有、只能出卖自己的身体的人，在任何意义上都难以看作一个真正自由的行动者），但人们仍然假设自由的雇佣劳动制度是资本主义的基础。资本主义的历史最有代表性的情形是工业革命时期在工厂做苦工的英国人。如果连一条线到当下，则是硅谷忙碌的情景。上百万的奴隶、农奴、苦力和债务奴隶消失了，如果我们真要讨论他们，也不过是把他们当作过眼云烟。就像血汗工厂，我们认为这是正在工业化的国家必然经历的一个阶段。我们还认为，那些仍然存在着的偿债劳工、合同劳工和血汗工人（他们通常在同一个地区出现），也肯定能有朝一日看到他们的孩子成为正规的雇佣工人，享有医疗保险和养老金，而他们的下一代则成为医生、律师和企业家。
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下雇佣工人现实的历史，即便在英国，这个愿景就会开始退散。在中世纪的北欧，雇佣劳动主要是一种生活方式所带来的现象。那里12岁的孩子到30岁的成年人都会受雇于某人，在那户人家做仆人——通常合同是一年一签，食宿、职业训练全包，还有这种或那种类型的工资。“无产化”所造成的第一个后果，就是欧洲各地数百万年轻男女发现自己实际上被卡在一种永久性的青少年阶段之中。学徒和熟练工人永远不可能成为“师傅”，实际上也就永远不会长大。最终，许多人开始放弃原来的生活路径，早早结婚——这让道德家十分恼怒，因为在他们看来，新出现的无产阶级在组建他们根本不可能养活的家庭。
卡尔·马克思对人类膜拜自己的创造物的倾向有一些了解。他撰写《资本论》的目的是为了证明，即使我们从经济学家的乌托邦构想出发，但只要我们同时让某些人控制生产资本，而另一些人除头脑和身体能够出卖一无所有，那么产生的结果将在很多方面和奴隶制相差无几，整个体系因此会最终毁灭自己。
我们既不可能拥有一个普遍的世界市场，也不可能拥有一个每个人都不是资本家，但却能通过某种方式成为受到尊重、定期领取薪水、能够享受充分的牙齿保健的雇佣劳动者。那样的世界未曾存在，也不可能出现。更为重要的是，一旦人们将这样的世界可能实现的愿景付诸实践，整个体系就会开始崩溃。2008年前的一段时间里，有很多人开始相信资本主义真的会一直运转下去；至少可以说，当时似乎不再有人能够想象出替代资本主义的方案。这种情况直接产生了一系列越来越丧失理智的泡沫，并导致了整个资本主义经济机器的失灵。
中央银行的创立，代表着战士和金融家之间的利益联姻已经永久性地制度化了。这个趋势在文艺复兴时的意大利就已开始出现，并最终演化为金融资本主义的基础。人们完全可以认为，现在美国只有依靠军事力量支撑它的货币。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的，但“法定货币”的概念是假定货币最开始确实是黄金。事实上，我们是在讨论信用货币的又一个变种。美国的钱根本不是政府发行的，而是由联邦储备系统庇护下的私人银行发行的。美联储尽管从名字上看似乎是个政府机构，但从技术上说，它根本不是政府的一部分，而是一种特殊的公私混合体，一个私有银行的财团。它的主席经国会批准由美国总统任命，但在其他方面的运作却不受公众监督。在美国流通的所有美元钞票都是“联邦储备券”——作为美联储的承付票发行，并委托美国造币厂进行印刷，每张钞票支付4美分。这种安排只是最初由英格兰银行开创的机制的变种，即美联储通过购买国库券“借”钱给美国政府，接着把政府欠的货币借给其他银行，以此将美国债券货币化。
货币政策无比晦涩，而有时候看上去是政策制订者故意为之。（亨利·福特曾经评论道，如果普通美国人发现了银行系统实际是如何运作的，立马就会爆发一场革命。）由于美国的贸易赤字，大量的美元在国外流通；尼克松让美元浮动的效果之一，就是外国央行除了把这些美元拿来购买美国国债，几乎别无选择。这就是美元成为世界“储备货币”的意义。这些债券像所有债券一样，本应最终到期并偿清，但如第一个在20世纪70年代初注意到此现象的经济学家迈克尔·赫德森所言，那些债券从没兑现过。因为这些财政借款成了世界的基础货币，所以它们不会被偿还，而是无限期地延付。这是美国财政搭便车的本质，即向全球征收了一种税。低利率和美元不断贬值的组合效应意味着这些国库券事实上贬值了，这加剧了征税效应，或者说增加了我在第一章中所倾向于使用的称呼——“纳贡”。经济学家倾向于叫它“铸币税”。然而，其效果就是，美国至高无上的力量是建立在一项永远不会也不能偿还的负债之上的。它的国债已经成为不仅是对它自己的国民，而且也是对世界各国的承诺。但人人都知道，它不会遵守这个承诺。
现代的全美信用卡系统只是随着1968年维萨信用卡和万事达卡的出现才产生的。借记卡是较新时代的产物，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而当今几乎不依赖现金的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才形成。
至此我所有的论述只是为了强调一个贯穿本书的事实，即货币没有实质。它事实上什么也不是，因此其本质一直是，而且估计以后也仍然是，政治争论的问题。
“二战”结束时，工人阶级起义即将爆发的幽灵基本消散了，它在之前一个世纪里始终困扰着欧洲和北美的统治阶级。这是因为阶级斗争被一个心照不宣的调解方式延缓了。概括地说，从美国到西德的北大西洋国家的白人工人阶级和政府做了一笔交易，即如果他们同意将所有根本性地改变整个体系的本质的幻想搁置一旁，他们就可以保留其工会，享受广泛的社会福利（养老金、假期、卫生保健等）；并且最重要的是，通过资金充裕且不断扩展的公共教育机构，他们知道自己的子女有合理的机会彻底脱离工人阶级。20世纪70年代的某个时间点上，事态到达了破裂点。资本主义作为一种体系，看上去完全无法将这样的政策扩展至每一个人。如果所有工人都是自由雇用的劳动者，该体系甚至很有可能不再具有可行性。它肯定无法给世界上所有的人提供20世纪60年代一个密歇根或都灵的汽车工人的生活标准（他们有自己的房子、车库，有能力让孩子上大学），而且这还是在大量的孩子开始要求生活不要那么单调乏味之前。
在这个世界上，也许仅仅是因为有那么多人欠债而难以偿还，才导致“还债”差不多已经可以被看作道德的定义本身。比如，大型企业，甚至一些小企业面临某项债务的时候，几乎都会想着拖延下去，看如果它们不还债会怎么样——它们只有在提醒、催促或是法院命令的驱动之下才会遵守约定。这已经成为美国许多类型行业中的常规形态。换言之，荣誉原则几乎已经完全从市场中消失了。
我们之所以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其主要原因我觉得是暴力的遗产已经扭曲了我们周围的一切。战争、政府和奴役不仅仅在将人类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扮演了核心的角色，也在各种程度上影响到了我们的社会中几乎所有的建制。市场如果能完全摆脱它们的暴力起源，就必然会成长为某种不同的东西，成长为荣誉、信任和相互连接的网络。而正像这样，要维持一个反其道而行之的强制体系，就需要把人类合作、创新、奉献、爱情和信任的成果再度转变为数字。
巨大的债务机器已经在过去5个世纪里将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在道德上归结为等同于西班牙征服者的水平，并看似要遭遇这个世界在社会和生态上的限制。此，我想为不勤劳的穷人美言几句，以此作为本书的结尾。他们至少没有伤害任何人。他们将不工作的时间花在了朋友和家人身上，享受这种时光并关心他们所爱的人，他们为这个世界所提供的也许比我们所承认的更多。也许我们应该将他们看作引领一种新经济秩序的先驱。这个新秩序与我们现在的秩序的区别在于，它没有自我毁灭的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