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是尤瓦尔·赫拉利所著《未来简史》的笔记,仅摘抄其中可供个人研究参考的部分,共计6个主要论点。原始参考版本为中信出版社Kindle PC版。
论点一:未来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饥荒、瘟疫、战争甚至是恐怖主义,而是让每个人享有追求快乐的权利。
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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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旺达辛辛苦苦从刚果(金)抢夺钶钽铁矿石的全年所得,还不如中国平平安安靠贸易在一天之内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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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最初是核武器促成了新的和平,未来的科技发展也可能掀起新的战争。特别是网络战的出现,让小国或非政府主体也可能有能力痛击超级大国,这就有可能让世界陷入混乱。未来,朝鲜或伊朗等国家就有可能用逻辑炸弹(logic bomb)让加州大断电、得州炼油厂爆炸、密歇根州火车相撞。
“逻辑炸弹”就是恶意软件代码,能够在和平时期植入,远程操控。不管是美国还是其他许多国家,控制重要基础设施的网络很有可能已经遭到许多此类软件代码的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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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本质而言,恐怖主义就是一种表演。恐怖分子安排一场令人惊恐的暴力演出,抓住我们的想象,让我们以为自己即将再次陷入中世纪时期的那种混乱。在大多数时候,这种对恐怖主义的过度反应,反而比恐怖主义本身造成的安全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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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人类拥有巨大的新能力,饥荒、瘟疫和战争的威胁也终于解除,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到时候,科学家、投资人、银行家和国家首脑整天要干什么?难道是写写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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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职业生涯将会比现在长得多,甚至到了90岁仍然必须每天学习新知识。
物理学家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有句名言:科学在一次一次的葬礼中进步。他的意思是,必须等到一代人老去,新的理论才有机会铲除旧的。
结论
- 国家、市场和科学界唯一值得追寻的目标就是提升全球的快乐。政治家应该追求和平,商人应该促进繁荣,学者应该研究自然,但不是为了荣耀什么国王、国家或神,而是为了让你我都享有更快乐的权利。
论点二:快乐的本质只有一个,那就是身体里的愉悦,所以我们需要掌控人类的生物化学机制。
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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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是因为升职、彩票中奖甚至找到真爱而快乐。真正能让人幸福快乐的,只有身体里的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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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升职,当初听到消息时的愉悦感早已经在几个小时后就烟消云散。如果想再次感受那些美妙的感觉,就得再次升职,然后再升职。这时如果没能升职,感受到的痛苦和愤怒可能远比当初干脆一直当个小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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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进食还是性爱,这种愉悦都无法长时间维持。(和松鼠一样)人类收集的坚果(高薪的工作、大房子、好看的另一半)也很少能带来长久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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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登珠穆朗玛峰的过程会比站在山顶更令人满足,挑逗和前戏要比最后的性高潮更为精彩,进行开创性的实验也比最后获得赞美和奖项更为激动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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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在寻找某种增加生存和繁衍机会的物品或对象(例如食物、伙伴或社会地位)时,大脑会产生警觉和兴奋的感觉,而这种感觉如此美妙,但对他们来说,再去回味昨日的冒险并不足以让他们感到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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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大鼠必须一次又一次踩下踏板,不管是风流男子、商界巨擘还是电子游戏玩家,一样每天都需要有新的刺激。昨天令人感到刺激的挑战,很快就变成今天的沉闷。
结论:
- 别再管什么经济增长、社会变革或政治革命了:为了提高全球幸福快乐的程度,我们需要掌控人类的生物化学机制。
论点三:未来不可预测,但是至少可以摆脱历史的桎梏。
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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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公司、退休基金、卫生系统和财政部门心惊胆战:现代人活得要比预期更久,而我们并没有足够资金应付他们的退休金和医疗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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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经济、社会和政治革命)第一,并不是说在21世纪大多数人都会做这些事。这指的是“人类整体”将会做的事,大多数人根本不会直接参与,就算参与也很可能只是次要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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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宫殿里的人,心中的重要议题永远与住在陋室里的人不同,而就算在21世纪,这一点也不太可能我的预测重点是人类将会尝试在21世纪完成这些议题,而不是能够成功。未来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将会由“试图战胜死亡”所塑造,但并不代表人类必然能在2100年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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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们收集更多资料、提升运算能力,事情反而会变得更出乎意料且难以预测。知道的越多,能预测的反而越少。在今天,我们却全然不知欧洲在2050年会是什么样子。我们不敢说那时会有怎样的政治制度、怎样的就业市场结构,甚至连那时候人拥有什么样的身体都难以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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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人们一改变行为模式,新形成的经济理论就会立刻过时。我们或许知道经济在过去是如何运行的,但已经无法再确知经济在目前如何运行,未来就更不用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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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历史知识的悖论。知识如果不能改变行为,就没有用处。但知识一旦改变了行为,本身就立刻失去意义。我们拥有越多数据,对历史了解越深入,历史的轨迹就改变得越快,我们的知识也过时得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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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常以为,科学的主要目的就是预测未来:气象学者要预测明天是晴还是雨,经济学家要判断货币贬值是否会避免或造成经济危机,好医生要判断化疗或放疗能否治愈肺癌。同样,我们也希望历史学家审视前人的行为,以便让我们善则从之、恶则改之。但实际情况几乎永远不是这样,原因就在于现在和过去有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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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现在研究汉尼拔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的战术,希望在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时派上用场,这只是浪费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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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城堡入口处那片完美的草地威风地向经过的人宣告:“本人财粮满仓,威权显赫,领地农奴无数,一片绿地岂在话下。”草坪越大、修整越完美,就代表这个家族越强盛。如果你拜访一位公爵,却看到草坪维护不佳,就知道他有麻烦了。草坪在人们心中成了政治权力、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的象征。
结论:
- 研究历史最好的理由不是为了预测未来,而是要摆脱过去,想象另一种命运。当然,我们仍不免受到过去的影响,所以永远不可能得到完全的自由;然而,部分自由总比全无自由要好得多。
论点四:要获得快乐必须加深对心灵、意识和主观体验的理解,价值观或意识形态促成了人类的共识和合作,其重要性大于实体,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
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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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本能、冲动、情感的进化都只有一个目的:生存和繁衍。无论是牛、猪还是人类,深层的感官及情感架构都仍然类似石器时代的情形,没有多大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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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年轻的猎人如果冒着生命危险追赶猛犸象,就可能胜过所有竞争对手,赢得当地美女的芳心;而我们现在还有着这种大男子主义的倾向。美丽的外表意味着成功繁衍后代的概率,光线一从男性身体反射到女性的视网膜上,几毫秒以内这几百万年进化而成的无比强大的算法就开始运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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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连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也只在很少时间会用纸笔和计算器来做计算;人类有99%的决定,包括关于配偶、事业和住处的重要抉择,都是由各种进化而成的算法来处理,我们把这些算法称为感觉、情感和和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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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才有越来越多的专家达成共识,放弃这些严苛的行为主义理论,承认情感需求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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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几百万年进化,猴子天生就极度渴求情感联结,这让它们认为,比起坚硬、金属制的物体,毛茸茸的物体比较可能建立起情感。(科学家为了实验将幼猴和绒布母猴放在一起)幼猴的真心渴望始终没能得到绒布母猴的响应,于是这些幼猴在心理和社交方面出现了严重问题,长大后成为神经质和反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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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科学对心灵和意识的理解少得惊人。目前的正统科学认为,意识是由大脑中的电化学反应产生的,而这样的心理体验能够完成某些重要的数据处理功能。 然而,大脑里的各种生化反应和电流是怎么创造出痛苦、愤怒或爱等主观体验的,至今仍无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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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股票的买卖再简单不过,但几百万股民同时买卖几百万只股票,就可能造成让专家也跌破眼镜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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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体验之所以对人类的生存至关重要,是因为如果我们不会感到饥饿或恐惧,根本就懒得再去追兔子或躲避猛兽。军队会控制士兵的性冲动,以推动军事上的攻击性。军队招募的就是性冲动达到顶峰的年轻男子,而又限制士兵通过性活动释放压力的机会,于是让压力在士兵体内不断累积。这根本就是蒸汽发动机的运作原理。先将沸腾的蒸汽限制在一个密闭容器内,让蒸汽压力不断累积,直到突然打开阀门,让压力往预定的方向释放,就能用来推动火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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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树木、河流、恐惧和欲望,智人的世界还有各种关于金钱、神、国家和公司的虚构。人类认为自己创造了历史,但历史其实是围绕着各种虚构故事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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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像先祖精神或是有价值的贝壳这种虚构故事,就已经能促成几百甚至几千个智人展开合作。文字和货币让人类开始能够向数十万人收税,从而组织起复杂的官僚体系,建造出幅员辽阔的帝国。虽然有些法老铁腕统治,有些法老歌舞升平,但不论哪种情况,实际的行政管理事务还是交给手下几千名能读会写的行政官员来做。如果有几百万人都相信法老和索贝克,于是合作修建水坝、挖掘运河,洪水和干旱的概率就能大幅度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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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想象的实体能够建造或控制事物,乍听可能很奇怪,但我们现在却很习惯说美国建造了第一颗核弹、中国建造了三峡大坝,或者谷歌正在建造一辆自动驾驶汽车。所以,为什么不能说是法老建造了一座水库、索贝克挖掘了一条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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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识字的精英分子来说(不管是在古埃及还是20世纪的欧洲),一张纸上写的任何事情都至少与树木、耕牛和人类一样重要。我们可能觉得书面文字只是用来温和地描述现实,但它却逐渐变得威力无穷,因为它能够重塑现实。如果官方报告与客观现实有所冲突,最后让步的往往是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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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和税务机关、教育体系或其他烦冗的官僚机构打过交道,你就知道几乎没人在意真相,表格上写的反而才更重。随着官僚体系掌握的权力越来越多,他们变得即使犯错也无动于衷。这时,他们不再改变故事以符合现实,反而通过改变现实来符合他们笔下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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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典型的恶果是二战后西方世界对非洲国家边界的划分。同一个部落可能赫然发现自己被分到了好几个国家,而同一个国家也可能纳入了许多敌对的部落。这样的问题虽然在世界各地的许多国家都在所难免,但在非洲却格外严重。原因就在于,现代非洲各国边界所反映的并不是当地民族自己的期许和斗争,而是由从未踏足非洲的欧洲官僚一笔画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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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真的觉得,和农民大谈E=mc2(爱因斯坦质能方程),就能让他们对你佩服得五体投地吗?如果你真这么想,欢迎现在买张到阿富汗或叙利亚的机票,在那里好好施展你的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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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你个人对三峡大坝有何看法,显然建不建大坝都会是个伦理问题,而非纯粹的科学问题。不论任何物理实验、经济模型或数学方程式,都无法确定究竟是发出几千兆瓦的电、赚进几十亿元人民币比较有价值,还是保住某座古塔或白鳍豚比较有价值。因此,政府无法只基于科学理论来运作,还得需要一些传统价值观或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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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去当时的巴黎或伦敦,看到的会是城市里充斥着宗教极端主义,只有主流教派得以生存——在伦敦他们杀害天主教徒,在巴黎他们杀害新教徒,犹太人长期被驱逐,而穆斯林连进城都是一种奢望。然而,科学革命却始于伦敦和巴黎,而非开罗或伊斯坦。(可见共识的重要性,哪怕是极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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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资金稀缺,是因为没有信用的概念;之所以没有信用,是因为人类不相信增长;而之所以不相信增长,正是因为经济停滞不前。于是,停滞就成了。几千年来,人类之所以不相信未来会增长,不是因为前人太过愚昧,而是因为这一想法从根本上违反直觉、进化经验和世界运作的方式。自然系统多半呈现出平衡状态,而且生存之争又多半是零和博弈,有一方蓬勃发展,另一方就必会付出衰退的代价。
论点五: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模型能轻而易举的解决几千年以来困扰人类的饥饿、战争和物资紧缺等问题,却不能解决人的心灵和对生命意义的追求问题,况且资本家正在抛弃普罗大众,这种增长模型已疲态尽显。未来唯一的增长点就是科技。
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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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现代性观点,几乎任何公共或私人的问题都能用“把饼做大”来解决。像巴基斯坦或埃及这样的国家,只要能维持亮眼的经济增长率,人民就能享受到私家车和冰箱等实惠,走上世俗的幸福道路,而不会随着宗教极端主义者起舞。同样,像刚果或缅甸这样的国家,如果经济增长,就能产生富裕的中产阶级作为自由民主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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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失和这种问题,只要能买套更大的房子(不用挤在一个狭小的房间)、买台洗碗机(不用吵着该轮到谁洗碗)、每周进行两次昂贵的婚姻咨询,据说就能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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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深信“增长”这一最高价值。王公贵族多半是把利润虚掷在华丽的狂欢飨宴、豪奢的楼台宫殿,以及不必要的战争冲突中;又或者是把金币放入铁箱密封起来,深埋地底。今天,虔诚的资本主义信徒会用利润来雇用新员工、扩大工厂规模或开发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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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绝不会在某个时刻忽然说:“好啦,增长已经够了,我们轻松点吧。”如果想知道为什么资本主义的巨轮绝不会停止,可以花一个小时,与一个手上有10万美元却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朋友。你可以问他:“为什么你有了10万美元还不满足呢?”他的解释能让你知道为什么资本主义永不停息,绝对比我写得更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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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钱人认为如果这些污染产业了大气和海洋,造成全球变暖、大规模生物灭绝,那么我们应该赶快打造虚拟世界和高科技避难所,就算地球变得像地狱一样又热又干且污染严重,也不妨碍我们继续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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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钱人会花几千美元安装室内空气净化系统,更有一些超级富豪甚至连自家院子都会装上保护设施。2013年,北京的一些贵族学校甚至斥巨资在网球场及运动场地盖起了巨大的圆顶帐篷,其他学校也纷纷跟进。中国空气净化市场发展蓬勃。至于大多数北京居民,自己当然不可能负担得起这样的奢侈品,也无法把孩子送到国际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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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太多的政客和选民认为,只要经济继续增长,科学家和工程师永远都能拯救我们免于面对生态灾难。目前让整个世界正在运转的大部分总统、部长和首席执行官都是非常理性的人,但为什么他们愿意下这样的赌注?或许是因为,他们觉得赌的不会是自己个人的未来。就算情况极度恶化,科学再也无法阻挡洪水侵袭,工程师仍然能够为上层社会打造出一艘高科技的诺亚方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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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种高科技方舟的信念,是对人类未来及整个生态系统的最大威胁之一。如果有人一心相信自己死后能上天堂,就不该把核武器交到这种人手中;同样,要决定全球生态议题时,也不该交给相信这种高科技方舟的政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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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环境是个很好的主意,但如果有人连房租都交不起,对于没钱的恐惧就会远远高过对冰层融化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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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千年间,不论是祭司、神父、牧师、拉比还是穆夫提(mufti,伊斯兰教的教法说明官),都说人类不可能单凭自己就解决饥荒、瘟疫和战争等问题。但之后出现了银行家、投资者和实业家,不到200年,这个梦想就基本实现了。(现代契约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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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现代契约承诺给我们前所未有的力量,但代价是什么呢?为了换取力量,这份契约要求我们放弃对生命意义的追求,这是一种令人心寒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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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主义思想的兴起彻底改变了教育制度。在中世纪,所有意义和权威都来自外部,因此教育的重点在于顺从、背诵经文。现代人文主义教育则教导学生要自己教导学生自己思考。这个知识的科学公式让我们在天文学、物理学、医学等学科取得惊人突破,但它有一个重大缺点:无法处理价值和意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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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主义的诞生,是将进化人文主义结合了特定的种族理论,再加上极端民族主义情感。但并非所有进化人文主义者都是种族主义者,也不是只要相信人类有进化的潜力,就要建立警察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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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主义看来,自由主义就像亚当的那片无花果树叶,是在为整个无情、剥削、种族歧视的制度遮羞。高举着“自由”的大旗,在意的其实却是“财富”。说着要让个体有权去做自己感觉良好的事,最后却多半演变成要保护中上阶层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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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连房租都付不起,还谈什么居住自由?如果连学费都付不起,又有什么学习自由?如果连车都买不起,旅行的自由又有什么意义?有一则著名的嘲讽笑话,说的就是在自由主义之下,每个人都有饿死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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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大学、索邦大学和伯克利大学(当时还有“伯克利人民共和国”的戏称)的学生,除了会翻阅毛主席的“红宝书”,也会把切·格瓦拉的英雄肖像挂在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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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自诩为自由世界的领导者,但其大多数盟友却是专制独裁的国王(比如沙特阿拉伯的哈立德国王、摩洛哥的哈桑国王和伊朗国王),或是军事独裁者(比如希腊的上校军团、智利的皮诺切特将军、西班牙的弗朗哥将军、韩国的朴正熙将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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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核武器,就不会有甲壳虫乐队,不会有伍德斯托克音乐节(Woodstock)。超市的力量远大于劳改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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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激进主义或许能承诺在这个充满科技和经济风暴的世界提供一个下锚点,但如果想要冲出风暴,就不能只有下锚点,还需要航海图和方向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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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伊斯兰激进主义或许有其吸引力,但对于失业的西班牙青年或焦虑的中国亿万富翁来说,伊斯兰激进主义却毫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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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现在还有数十亿人口虔诚信奉着伊斯兰教、基督教或印度教。但对历史来说,单单人数的意义并不大。塑造历史的,往往是一小群向前看的创新者,而不是向后看的抱残守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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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曼彻斯特和伯明翰,一小群领导着工业革命的工程师、政治家和金融家,就已经决定了这90%农民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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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强国拥有远胜于传统农业国家的决定性。马克思和列宁更努力地理解当代的科技和经济现实,没有忙着研读古代经典。马克思和列宁研究了蒸汽机如何运作、煤矿如何经营、铁路如何塑造经济,以及电力如何影响政治体制。曾有人希望列宁用一句话来定义共产主义。他回答:“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没有电力、铁路、无线电,就不会有共产主义。所以,16世纪的俄国不可能建立共产主义政权,因为共产主义需要将信息及资源集中在一个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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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一个美丽新世界,社会主义打造了一个美丽新愿景,承诺以科技与经济为工具。即使是最严词批评马克思和列宁的人,也接受了他们对历史和社会的基本态度,更仔细地思考科技和生产,而上帝和天堂就显得没那么重要。
论点六(大书特书、最重要的结论):人的身体、大脑和心灵再塑造,是21世纪的焦点,是智人的又一次革命,旧的世界将一去不复返,唯一可信的宗教是科技。无论是当下的看上去“政治正确”的民主制度还是专制制度,均落后于这次变革的速度。
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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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初,进步的列车将再次出站,这可能是“智人”这一站发出的末班车。错过的人,永远都不会再有上车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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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的主要产品将会是人的身体、大脑和心灵,懂得与不懂如何进行这些大脑及身体工程的两种人,彼此的差距将远远大于狄更斯的英国和马赫迪的苏丹;事实上,还会大于智人与尼安德特人之间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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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激进主义甚至还未能学会接受工业革命,这也就难怪其对基因工程和人工智能几乎一无所知。等到基因工程和人工智能彻底发挥潜力,自由主义、民主和自由市场的概念,可能就会变得像燧石刀和录音带一样陈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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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2016年,主导世界的是自由主义的各种思想:个人主义、人权、民主、自由市场。然而21世纪的科学正在破坏自由主义秩序。“人类有自由意志”看起来仿佛不是伦理判断,而是对世界的事实描述。然而,虽然这种说法在洛克、卢梭或杰斐逊的时代可能很有道理,但根据生命科学的最新发现,却已经不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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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意志与当代科学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了实验室里的一头大象,许多人假装专心看着显微镜和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扫描仪,而不愿面对这个庞然大物。“自我”也像国家、神和金钱一样,只是虚构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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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系统仍然认为人类整体有其价值,但个人则不尽然。社会系统仍然会认为某些独特的个人有其价值,但这些人会是一个超人类的精英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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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1世纪,不论男女,大多数人都可能不再具有军事和经济上的价值。现在的战争需要的不再是人数无上限的炮灰,而是精挑细选少数训练精良的士兵,甚至人数更少的特种部队超级战士,加上几个知道如何生产和使用先进科技的专家。由无人机和蠕虫病毒组成的部队,正在取代20世纪的人海战队,而指挥作战的将军也将越来越多关键决定交给算法。只要短短几秒,计划精密的网络攻击就能够让全美电网瘫痪、破坏航空管制中心,造成核电厂和化学工厂大量事故,干扰警察、军队和情报通信网络,甚至是抹除所有金融记录,让数万亿美元就这样消失于无形,没人知道究竟哪些钱归谁所有。这种时候,唯一让民众还不会歇斯底里的原因,就是网络、电视和广播也全面断线,所以大家连情况有多惨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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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目前绝无法做到与人类匹敌。但对大多数的现代工作来说,99%的人类特性及能力都是多余的。到了2033年,计算机能够取代考古学家的可能性只有0.7%,因为这种工作需要极精密的模式识别能力,而且能够产生的利润又颇为微薄,因此很难想象会有企业或政府愿意在接下来20年间投入足够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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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学的一切知识可能都已经过时。传统上,人生主要分为两大时期:学习期,再加上之后的工作期。但这种传统模式很快就会彻底过时,想要不被淘汰只有一条路:一辈子不断学习,不断打造全新的自己。只不过,许多人,甚至是大多数人,大概都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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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21世纪,个人数据可能是大多数人能够提供的最宝贵资源,但我们正亲手把这些数据交给各大科技企业,好换来免费的电子邮箱或是有趣的小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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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16年年初,全球62名最富有的人,拥有的财产总值等于最贫穷的36亿人的总和。就算会有许多医疗突破,我们仍然无法肯定穷人到了2070年一定能享有比今天更好的医疗保健,因为国家体制和精英阶层可能根本不想再为穷人提供医疗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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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之所以能在20世纪使大众获益,是因为20世纪是大众的时代。20世纪的军队需要几百万的健康士兵,经济发展也需要几百万的健康。随着人类士兵和工人让位给算法,至少部分精英阶层会认为,无须再浪费资源为大量无用的穷人提升甚至是维持基本的健康水平,而应该集中资源,让极少数人升级到超人。在20世纪,因为穷人有军事和经济价值,精英阶层必须为穷人解决问题;但到了21世纪,精英阶层最有效(虽然十分无情)的策略,很可能是干脆切断百无一用的三等车厢,只让头等车厢继续前进。想与日本竞争,巴西需要的可能不是几百万个健康的普通工人,而是少数几个经过升级的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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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宗教浮现的地点,不太可能是阿富汗的洞穴或是中东的宗教学校,反而会是研究所和大学。在这里,各个高科技大师正在为我们酝酿全新的宗教,这些宗教信的不是神,而是科技。科技宗教同样提供过往宗教的一切旧奖励:快乐,和平,繁荣,甚至是永恒的生命,但方法却是在生前获得地球科技的协助,而不是死后接受天堂的洗礼。这些新的科技宗教可以分为两大类型:科技人文主义和数据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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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最耐人寻味的新兴宗教正是“数据主义”(Dataism),它崇拜的既不是神也不是人,而是数据。但事实上,大部分的科学机构都已经改信了数据。对于学者和知识分子来说,它也能提供几个世纪以来渴求的科学圣杯:从文学、音乐学、经济学到生物学,所有科学学科都能统一在单一的理论体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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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股市泡沫和流感病毒不过是数据流的三种不同模式,能够使用同样的基本概念和工具来分析。这个想法十分吸引人,可以让所有科学家讲一种共通的语言,在学术的鸿沟上搭起桥梁,并轻松让某种见解跨越不同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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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过程中,数据主义将传统的学习金字塔彻底翻转。在这之前,大家认为数据只是智力活动这个漫长过程的第一步,我们要把数据转化为信息,信息转化为知识,最后把知识转化为智能。但数据主义者认为,数据的流动量已经大到非人所能处理,人类无法再将数据转化为信息,更不用说转化成知识了。处理数据的工作应该交给能力远超人类大脑的电子算法。实际上,这也就代表着数据主义对人类知识和智能有所怀疑,而倾向于信任大数据和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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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坚信数据主义的正是它的两个母学科:计算机科学与生物学。两者之中,又以生物学更为重要。生物学拥抱了数据主义,才让计算机科学的小小突破撼动了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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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数据处理的情境在21世纪再次改变,民主制度也可能衰败。政府这只乌龟,永远追不上科技这只野兔,就这样被数据压得无法喘气。而科技会抢走政治的所有风头。人工智能和生物科技可能即将彻底变革人类社会和经济,甚至是人类的身体和心智,但当前的政治对此却几乎毫无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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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选民也开始意识到,民主机制已经不再能够为他们带来权力。世界正在变化,但他们摸不清变化的方式和原因。权力正在转移,但选民不知道权力去了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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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是专制政权,似乎同样无力应对科技发展的脚步或数据流的数量。于是,到了21世纪早期,政治已不再有宏伟愿景,政府就只剩下行政功能,维持着国家现状,却不再能够带领人民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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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能确保教师每月拿到薪水、下水道不会堵塞,却不知道20年后国家该走向何处。有鉴于20世纪某些宏大政治愿景导致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广岛原子弹爆炸,或许官僚系统胸无大志也是一种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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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几个亿万富翁在小房间里抽着雪茄、喝着苏格兰威士忌,是绝不可能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一切的,更不用说要控制一切了。在现在这个混乱的世界,那些冷酷的亿万富翁和少数利益集团之所以能够蓬勃发展,并不是因为他们更能看清全貌,反而是因为他们的目标非常狭隘。在混乱的系统中,集中视野反而有其优势。